江盛

我看網路上做過幾次調查，臺灣大多數民眾對安樂死的接受度似乎非常高，歷來的民意調查很少低於七成，大概都是七成到九成，但還是推不動。我想是因為它是最後的事，一般人平常用不到，就不會去想這個問題。以荷蘭來講，第一個案例是一個醫生，因為他媽媽罹癌、提出請求，所以他做了。做了以後，醫學會說要思考這種情況下的合理性在哪裡；法務部也說，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不會去追究這些醫生，但希望醫學團體訂出準則。這樣經過 20 年，才在政治上經由荷蘭議會，在 2002 年通過安樂死合法化。我們的社會還沒有走到這一步。

我們現在已經有兩個法律：在臨終的時候，你可以拒絕醫師、拒絕醫院的急救，包括心肺復甦術、插管，餵食管也可以拔掉。所以它的方式是：我可以拒絕醫生、拒絕醫院對我的處置，但我不能請你幫我做什麼事情。安樂死跟這個不一樣。很多人說已經有這兩個法律，為什麼還要這個法律？那是混淆了，而且很多混淆的還是醫生，尤其是安寧的醫生。安寧醫生也講過他們反對的原因：他們是減緩病人的痛苦，並不是去結束他的痛苦，所以叫做緩和。

那時候我在臺東服務，爸爸已經洗腎五、六年，常常進醫院、進加護病房，臺東到嘉義又很遠，那是一種道德的折磨。想一想，就辭職回家了。回家以後跟媽媽 24 小時住在一起，才發現她晚上會起來東摸摸、西搬搬，現在想起來都是失智。以前回家只是打個招呼、吃個飯就走，沒在家裡住，住在一起才發現很多問題，開始找資料，才確定是失智，那時她已經有帕金森氏症了。有一天早上她說要去吃豆漿，從家裡到豆漿店不過一百多公尺，她走了兩個小時。我跟在後面怕她摔倒，就這樣看著她；她會跟人打招呼，但就是走不到那裡。那時候就覺得，神經退化疾病真的很殘酷。

我照顧父母親的時候，他們沒有安樂死的概念，他們只有 do nothing，什麼都不做，讓自然決定。但我不是。我覺得如果我處在不堪的局面，我要主動；如果我還有能力，我就請醫生開藥，自己解決。解決不是說我要去死，而是我也會跟我最親愛的人說：謝謝陪伴，但我的時間已經到了，sayonara。也要跟女兒講清楚。我知道這當然不容易，但在哲學上你必須先想清楚，總有一天會面對這個問題。什麼時候？我不知道，我的命運在哪裡我不知道，這只是理論上要先有裝備。我們常說要當自己的主人，只要不危害到他人，我們都應該能夠自己做決定，而且負責。

公投還要每個人用手寫，要收 28 萬份連署。剛開始我還會去中央黨部，看起來煞有其事；到了第二階段，他們就不管了。我想：不管了，怎麼可能過？以我江盛，如果可以收到 28 萬票，我去選區域立委就好了。這當然不會過。但我想一想，這還是變成了一個運動：很多人因此注意到，很多媒體來訪問，我就把它變成一個社會運動，媒體幫了很多忙。可是因為沒有選舉，它又消失掉了；這一次又因為選舉，再被提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