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儒賢

七十幾歲的金祖齡老師，訪問到一半突然走神，跟我說：我好想念一個歌星，叫做 Panana，不知道她還在不在。這不是我問的主題，但 Panana 好像是一個人物，而且是從一個五〇年代的搖滾天王口中突然講出來的。那是 2002 年我做口述歷史的其中一個故事。一直到 2005 年底，我開始做高一生的專輯，第一次去部落田野，高一生的兒子高英傑帶我去。那天晚上他帶我回到達邦的家，有一位婦人已經站在老家門口等我。他說：這是我姐姐，她以前也在台北唱過歌。我就很直覺地問她：請問你是派娜娜嗎？——為什麼一看到她就覺得她是派娜娜？——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她馬上跟我說：是，我是。

我可以在菊花阿姨家的沙發上睡著。在一個陌生人家裡，坐在沙發上就睡著了，還聽得到他們在聊天，可是睡得很安穩。如果問我是什麼讓我做這件事做了二十年，我想是：為什麼在一個人面前，我可以身心安頓？後來她過世，我再回她老家，其實是去找那個沙發。沙發已經不在了，我還追問上面的毛毯去哪了，他們說收東西的時候不知道收到哪裡。她有一種什麼都願意給你的感覺，在她面前你生理上就完全放鬆了。她跟我講她的生命故事，我很相信她說的每一個字，但她沒有用苦來告訴我她發生了什麼，反而是完全用手接住我，不管我是誰。你的心疼無處可放。我想，就是那個無處可放的心疼，讓我一直想做這件事。

在人權影展放映《派娜娜》，有一位女性觀眾哭得非常嚴重，跑來直接質問我：你為什麼不罵國民黨？我當下回答不出來，心裡就去問菊花阿姨——那時候她已經過世了——菊花阿姨，你為什麼不罵國民黨？後來我跟那位哭著的觀眾說：舉重若輕的是她，不是我。你當然會問，她經歷過那麼多慘的事，為什麼要舉重若輕？我後來覺得，是她愛的能量太大了。她一生都在保護別人，她沒有被保護過。這也回到我為什麼在她家沙發上可以睡得那麼安心自在：那個地方一直在保護著你。

企劃了一年以後，我突然覺得我不能當導演。當導演不能那麼愛，尤其是做紀錄片，太愛會出問題。而且紀錄片是要給大家看的，不能只有單一觀點。那時我打電話給沈可尚，他和盧元琦 2009 年訪問過菊花阿姨，親眼見過她。我跟可尚說，我有一個紀錄片企劃了一年，本來要自己當導演，可是這幾個月我很痛苦，我覺得我不能當導演，想問他們能不能接這個案子。——痛苦的來源是什麼？——太清楚菊花阿姨的故事、她的狀態、整個家族的結構，當你什麼都想講，就講不清楚了。當你太愛、愛過頭，是不是變成溺愛？一個東西變成紀錄片的時候，溺愛是最讓人看不清楚的。

我自己也是在菊花阿姨的人生經歷裡找我自己。因為我是外省第二代，我的家庭背景、我受的教育，都是那樣一個制度化、刻板的模子出來的。你要在台灣人這個角色裡找到自己，必須去理解很多東西，但教育不會告訴你。我也不是會到街頭上埋鍋造飯的社運人士，我所有的資訊都是報章媒體告訴我是什麼，我就認定是什麼。認識高菊花之後，看到歷史在她身上長成那個樣子，我才知道，身為台灣人，我要說出來。所以我偶爾會跟別人說：不要告訴我你要找自己，你去找是找不到的，你要學會的是找自己的那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