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志峰

有時候會寂寞，但那個情緒很快就沒有了。很奇怪，我後來經常在街道上走，走那種沒有人的街道。剛才要來貴寶地，我從中山這樣走過來，人很少，走得蠻高興的。我總是可以在繁華的都市裡頭，走出一條荒涼的路，我喜歡這樣的感覺。——我很久沒有聽到有人這樣講話了。——寂寞跟孤獨都會有，但我好像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個寄託，或者一種排遣：我會去欣賞，把自己跟這個街景融在一起。

以前有一段時間，我對酒很保持距離。父親經常喝酒，喝了會生氣、會罵人，六十歲就中風。我親眼看到：他講電話的時候，話筒就掉下來，就那一刻。公寓沒有電梯，我背著他到內湖的醫院去。那陣子我都不喝酒。他住院以後，有一天我打開他的衣櫃，不是要找錢或地契，我們家也沒有——衣櫃裡全部是酒。我那陣子不曉得發了什麼瘋，花雕、清酒、白蘭地，看得到的全部喝光。之後又很久沒喝。真正打開的，是遇到作者廖亦武，跟他做書，沒有酒打不開話匣子。所以我開始公開喝酒，後來越喝越多。

《余英時回憶錄》是 2018 年出版的。2017 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余老師的電話，那通電話我從來沒有忘記過，我沒想到他會打給我。他跟我說：不要著急。已經過了十一年，他叫我不要著急——意思是，這本書會交給我出版。我聽了非常感動，感動到想哭。十一年，我其實幾乎已經快放棄了，但也沒有說放棄。那時候也沒有簽約，老師說如果別人要用更高的版稅跟他簽也可以，但余老師跟我完全沒有立合約，書出版一個月之後才補上。從頭到尾，就是一種承諾、一種信任。

其實我小時候就經常被講不受教。長大慢慢受教了，遇到社會的磨難，忽然就變得受教，這樣比較能活下去，那變成一個保護色——你只有受教了，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這跟我左手寫字是相關的。我是左撇子，天生的，不是我選的，不曉得哪一天筆就架到左手，寫作業很快，當然就用左手寫。大人不高興，覺得這小孩怎麼回事，你當然會抗爭。後來你學會一件事：要嘛不要在他們面前寫功課，要嘛在他們面前就用右手寫。但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改成右手。這種任性也有後遺症，就是我沒辦法寫書法。

這種溫暖，不只在余英時老師身上，我在彭明敏教授身上也感受到。有一次我們一起去聽音樂會，我陪彭教授從音樂廳走到車道上等他的車，那段路沒有特別聊什麼，但他很高興有人陪他走一段。他坐上車，車窗搖下來，把手伸出來，我很自然地跑上前去握他的手，握很久，他也沒有把手收回去。他的手好柔軟、好溫暖。在那一握裡頭，好像也在交流什麼。我想還有機會再看他，沒想到那一握，也是最後一握。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有福氣的人。這兩位老師，還有尉天驄老師，都在我的夢裡出現過，不只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