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益堅

他們撤退到台灣，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逃亡、逃難。一開始他們只想在台灣待一段時間，像躲雨，雨停了就回去。那時候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共產黨真的會打敗國軍。後來他們失去了家鄉——他們為了建立中華民國費了很多心力，然後突然間全都沒了，被他們口中的「共匪」拿走了。那種愧疚、那種失敗的感覺，我覺得非常深刻。我的小說裡也有一個這個年代的外省人角色，我可以了解他。我比較不容易了解的是下一代、下下一代的認同問題：在台灣出生長大，卻還在掙扎台灣到底是不是我的家，還是一種流亡。

之前我在台灣已經六、七年，做博士後研究，會講中文，工作環境都講中文，開研討會、發表論文，有一些朋友，對台灣有好感、有興趣。但我還是覺得自己像個旁觀者，大概待一段時間就結束，再去別的地方做別的事。後來因為女朋友，我回來了，同居，過了兩三年結婚，有了台灣家人。我覺得現在好像是台灣社會的參與者了。我不是台灣人，但住在台灣不再只是一個階段，除非發生很嚴重的事，我大概一輩子都會在這裡。這還是一個選擇：一方面我想跟太太在一起，一方面也想住在台灣，是刻意的決定，沒有人逼我。我在台灣一直覺得很自由自在、很舒服。

我們認同的根據到底是什麼？我最近看一位英國社會科學家的書，他說有兩種完全不一樣的認同觀點：ascribed identity 和 achieved identity。你問一個人他是誰，他可能會講他從哪裡來，他的國家、家鄉、家庭——這些都不是他自己決定、不是他選的，是一種遺產。另一種觀點是，他會講自己的成就、自己做的事。比如你問我是誰，我第一句大概會說我是作家，我住在台灣，我太太是台灣人——這裡面都有我自己的選擇，或者說一種成就。本來沒有人叫我去台灣，也沒有人叫我寫作。我也會想到一些個性，說我有幽默感，是一個相當開放的人。

如果把台灣的近代史分成三個階段：日本的台灣、中國的台灣、台灣的台灣。關鍵的轉折，第一個是 1945 年，日本人走了；第二個是民主化，其實沒那麼明顯，是八〇、九〇年代漸進的轉型。現在的政治爭論裡，很多人覺得一個階段結束了，下一個才開始。但你如果從個人的角度切入，馬上會發現這種連續性：現在的你跟五、六、七歲的你不一樣，但你不能否認那是你，因為你還有那些記憶，還受到那些影響。所以我用小說、從個人的認同切入，你會感到國家認同也是這麼複雜。這個連續性存在，但很難把握，很多人否認、不要承認：某種程度上，日本的台灣到現在還沒有完全結束，還在發揮影響。

很多東西是偶然的。聽起來很哲學，但你要把偶然的東西變成必然：給它一個敘事、一個形式，看起來就有一定的進展，好像從這裡到那裡是必然的。但說實話，很多還是偶然。舉個例子，兩個人的愛情關係，某種程度上他們要相信：我們認識是應該的，you are my destiny。可是你回頭想，你們在哪裡認識、那個時候剛好在那個地方出現、剛好你的心情是一個狀態、他的心情是另一個狀態——是不是超級偶然？——我覺得應該說，相遇是一種偶然，但選擇是一種必然。——選擇是一種不明白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