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 v22 · 2026-11-08
714 次服務只算得出做了多少事，算不出哪條訊號改變了判斷。剴剴案與街頭罰跪案已由監察院認定跨系統缺失；714 案的評估、決定與安置時序仍要社會局交代；全市數字顯示，孩子緊急離家時多半只能進機構。
孩子出現新危險時，「家外」規則的即時重評要求仍不清楚，安置去處又集中在機構。
2026 年 8 月，臺北一名女孩的保護處遇引發爭議。市府將案件列為「家外」，原以安全計畫讓她留在家，八個月累計 714 次訪視、聯繫與服務。[1][3][4] 她後來出現自傷，8 月 26 日議員記者會後被緊急安置。市府說評估早已啟動，議員質疑保護太晚；何時決定安置、各環節等待什麼，雙方公開說法仍不足以核對。[1][2][15]
我重新核對全市數字後，要把一個說法收窄。市府時間數列標的是「人次」，只能說調查處理量增加，不能直接說是不重複的孩子變多（臺北市資料大平臺[37]）。這沒有解除社會局交代服務結果的責任，卻提醒我：追問誰被接住之前，也要說清楚我們究竟數了什麼。
最先卡住我的是一個數字。社會局長說，八個月裡為這個女孩做了 714 次訪視、聯繫與服務，面訪 196、電訪 240、網路聯繫 278，經 SDM 評估，她未達安置標準（中央社 8/261[1]）。我相信這些次數是真的，也想像得到背後有人一通一通地打。但我越讀越想問的不是做了幾次，而是：哪一次讓判斷改變了？
我到現在答不出來，能回答的紀錄在社會局手裡，沒有公開。我自己也讀錯過：起初把市府說的「7 月底再次研議」當成已決定安置，後來發現公開資料根本沒有交代正式決定日，只好撤回。研議、決定、孩子真的離家，是三件不同的事。社會局反過來指責議員明知已決議安置仍執意開記者會（社會局 9/1415[15]），卻仍沒說那個決議在哪一天、之後等的是什麼。
讓我想得最久的是一個分類。市長說，與家庭密切的非家人被分在「家外」，不適用 SDM 安全評估（聯合報 8/317[7]）。局長幾天前才說用 SDM 評估過。兩句話也許能並存，但都透露出：一個孩子的危險用哪套規則看、情況變了要不要立刻重看，可能先取決於傷害她的人是不是她的家人。
這不是第一次。剴剴死後，臺北市打電話問衛福部重大兒虐檢討是否適用，得到「家外不適用」的回覆，就沒有照流程檢討；監察院說兩邊把焦點放在家內家外，直到案子被揭發才緊急檢討（監察院調查報告23[23]）。後來檢討範圍修了，修的卻是出事之後要不要檢討，不是還沒出事時要不要評估。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離誰都不遠。傷害孩子的不一定是家人，也可能是一個和家裡很熟的人；那一刻接不接得住她，不該取決於表格把她放進哪一格。市府說要新增「類家內」，到 9/14 仍寫研議，沒有上路日期（社會局 9/1415[15]）。承認要改，不等於已經改了。
還有她自己的聲音。局長說她「強烈的表達他不想到機構」（公視 8/2620[20]）。我讀到這句時想，她拒絕的也許不是保護，而是當時給得出的那一種保護。2020 到 2025 年，臺北 274 人次緊急安置裡 233 人次進機構，進寄養家庭的是 0（衛福部安置統計40[40]）。這不證明她因為沒地方去而等待，但讓我懷疑，一個不想進機構的孩子在臺北還能選什麼。
我不想把這件事寫成追打第一線。帶走一個孩子是國家最重的權力之一，太早拆散家庭和太晚介入都有人付代價，後來安置也不能反推之前不安置一定錯。正因為判斷這麼難，才更需要被看見：每次評估在何時、因為什麼、決定了什麼。
我目前的判斷是：服務次數不能代表安全，只再加訪視補不完這些接縫。責任在社會局——自傷後的安全判斷是什麼，等的是同意、面試、入住評估還是可接案的地方，隱去孩子個資後仍然可以公開。在它公開之前，714 只證明有人很忙，還沒有證明有人接住了她。
2026 年 8 月，臺北一名女孩的遭遇引起爭議。2025 年底她的家人向警方報案，傷害她的人不是家人，案件被歸為「家外」。社會局沒有讓她離家，而是以安全計畫讓她留在家裡，八個月內做了 714 次訪視、聯繫與服務 [1][3][4]。
她後來出現自傷。8/26 議員召開記者會後，她被緊急安置。市府說安置評估早已啟動，議員則質疑保護來得太晚；雙方對案件分類、評估規則與孩子的意願也各有說法 [1][2][9]。市府隨後宣布研議「類家內」分類，並答應檢討 [13][15]。
本文把這個案子和已有監察院調查結論的剴剴案、街頭罰跪案放在一起，追問同一個問題：孩子被看見之後，訊號有沒有改變判斷，判斷有沒有變成保護 [22][31]。這一版撤回上一版把研議當成已決定安置、把等待歸因於缺少去處的寫法 [2][15]。
2026 年 8 月，臺北一名女孩的遭遇引起爭議：社會局說，八個月做了 714 次訪視、聯繫與服務，原先用安全計畫讓她留在家；她後來出現自傷，8/26 議員記者會後被緊急安置。市府說安置評估早已啟動，議員則質疑保護來得太晚（中央社 8/26[1]；市府 8/28[2]）。
714 次聽起來很多。但其中哪一次帶來新訊息、改變了判斷，又怎樣變成保護行動？要回答「為什麼沒早一點安置」，得先弄清楚這三件事。
2025 年 12 月 29 日，女孩的家人向警方報案；8 月 31 日，警察局長在議會說，當時筆錄記錄的是強制猥褻（中央社 8/31[3]）。依社會局長在議會的說法，本案屬家外案件，傷害她的人不是家人（同上；官方說法，議員對案件分類的不同說法見下文）。社會局沒有讓她離家，而是「啟動跨網絡討論安全計畫」（市府 8/26[4]）。
714 次是局長拆出來的：面訪 196 次、電訪 240 次、網路聯繫 278 次（中央社 8/26[1]）。這是做了多少事，不是做了幾次判斷。勵馨基金會說得直接：重點「不是做了多少次，而是有沒有『有效降低孩子的風險』」（太報 8/29，Yahoo 轉載[5]）。
議員許淑華另轉述學校 6/8 的紀錄，說孩子曾表示不想住在家裡；市府則說，7 月底追蹤到狀況變化，再次研議安置，8 月中取得監護人同意書（放言 9/1[6]；市府 8/28[2]）。前者是議員轉述，原紀錄未公開；後者是市府的時序說明，不能據此填出正式再評日或最終安置決定日。
目前能確認的是服務量與各方說法。要判斷訊號有沒有被用上，下一步得問：市府用什麼規則決定她能不能留在家？
局長 8/26 說，經 SDM 評估，孩子未達安置標準。SDM 是衛福部兒保教材中的「結構化決策模式」，把危險因素、照顧者保護能力與安全計畫放進同一套判斷。但市長 8/31 又說，與家庭密切的非家人被分在「家外」，不適用 SDM 安全評估（中央社 8/26[1]；聯合報 8/31[7]）。
衛福部的作業程序是依「誰傷害孩子」分路：家人傷害走第 1 類、用 SDM；非照顧者所為的走第 2 類（家外），其中性侵害「得轉依性侵害案件處理流程辦理」（衛福部作業程序[8]第三、五點）。最能讓市府兩個說法同時成立的讀法是：案子一直是家外案，只有在考慮要不要帶離時，才拿出 SDM 表（第九點允許這麼做）。本案實際填過哪張表沒有公開（見「本報導的限制」第 1 項）。
案件分類本身也有爭議。議員苗博雅 8/31 主張涉及對價及家人，當場通報性剝削；局長答屬兒少性侵害，警察局長說筆錄沒有提到對價。這些是雙方公開說法，不能擇一當成已查明事實；市府應說明分類依據與通報處理結果（公視 8/31[9]；自由時報 8/31[10]）。
規則分路不是抽象名詞。分到不同的路，新危險出現時，要不要立即回頭重看，也可能不同。
SDM 手冊規定，家中出現影響安全的變化時，「應立刻完成『再次評估』及/或新的安全計畫」（衛福部 SDM 實務操作手冊[11]第 20 頁）。但家外那條路上，我們在公開規則裡只找到固定週期：每月訪視、每三個月一份風險再評估表（作業程序第六、八點）；臺北家防中心的流程圖是開案 14 日內做案情評估、之後每三個月一份摘要（臺北市公開附件[12]第 27 頁）。
市府 9/1 宣布新增「類家內」，比照家內處理、納入 SDM；9/6 起改稱「研議」，9/14 新聞稿仍寫研議，未列上路日期（市府 9/1[13]；自由時報 9/6[14]；社會局 9/14[15]）。這是市府承認分類需要調整，還不是已實施的證明。
我們有理由懷疑，公開規則對家外案的新訊號，缺少足夠清楚的即時重評要求；但不能因此認定本案沒有重評。需要市府公開去識別化的評估日期、觸發原因與決定理由。若已有明文要求或實際重評紀錄，批評就要轉向它是否被執行。
即使重新評估了，判斷需要安置，和孩子真的離家之間，仍可能隔著另一道門。
本案走的兒少權法第 62 條，是由父母、監護人、利害關係人或福利機構「申請」的安置；條文未訂完成安置的期限，也未列法院審查程序，條文列的去處也只有寄養家庭和機構（兒少權法第 62 條[16]第 1、2 項）。對照第 56 條，主管機關可以主動安置，去處包括「適當之親屬、第三人」；緊急安置超過 72 小時要法院裁定（第 56 條[17]、第 57 條[18]）。
社會局：「經專業評估，認定有進一步提升保護措施之必要，啟動安置程序」；「相關評估及準備工作早已啟動，絕非民代所稱在記者會後才啟動」（自由時報 8/28 全文[19]）。社會局 9/14 的新聞稿更進一步說，議員「在明知個案因風險狀態改變而決議安置兒少的情況下，仍執意召開記者會」（社會局家防中心 9/14[15]；社會局說法）。
議員方面：安置進度「卻停留在等待面試及入住評估」（中央社 8/26[1] 引議員新聞資料；未經證實）。
兩邊都說程序已啟動；公開證據尚未交代每一步何時完成。問題應追到社會局：自傷後的安全判斷是什麼，當時等待的是同意、面試、入住評估，還是可接案的地方？評估、決定與媒合紀錄若公開，才可能分清規則漏洞、執行延誤與資源限制。不能把「7 月底研議」算成已完成決定，再推算拖延天數。
孩子自己的意願，各方說法不同：局長說她「強烈的表達他不想到機構」（公視 8/26[20]）；議員說她原本希望和熟識的長輩同住，經評估不適合（NOWnews 8/28[21]）。「不想去機構」和「不想住在家裡」並不互斥。她拒絕的可能不是保護，而是當時提供給她的那一種保護。
孩子的意願要被聽見，也需要有實際可選的保護方式。她的意見怎樣進入判斷、熟識長輩為何不能承接，社會局尚未公開足以核對的說明。這個案子的紀錄缺口先留在這裡；「多個單位都有做事，資訊卻沒接起來」是否只是猜想，可以用另一宗已有調查結論的案件檢驗。
2023 年 12 月，年幼的剴剴在等待出養期間，死在保母家。他同時落在三套制度裡：新北市的脆弱家庭服務、兒福聯盟的出養媒合，還有臺北市的居家托育管理。監察院認定衛福部「怠失」、新北市和臺北市「違失」（監察院 114社正0005[22]）。
監察院糾正案分別指出：衛福部過去的業務檢查未發現媒合機構的缺失；新北轉介後多被動接受兒盟資訊，未能親見訪視；臺北對居家托育人員的監督檢查流於形式（監察院 114社正0005[22]）。
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把這條線畫得很清楚。保母的地址和電話，在托育契約上都寫成兒盟辦公室，監護人和新北的社工「皆無法自行探視」；新北說出養過程「皆配合及尊重兒盟之評估，主要透過外祖母間接確認」孩子的狀況（調查報告[23]第 10 頁）。臺北的居托中心 9 月下旬去訪視過一次，訪視紀錄沒有記下任何異狀（第 10、27 頁）。紀錄日期後來遭檢方質疑，下一節會進一步核對。
法院新聞稿有一句話最值得從制度面讀：家屬、兒盟內部和其他外部單位「……均需單向仰賴」這位社工的聯繫與回報，「無從及時介入救援」（報導者[24] 引北院新聞稿；「……」處省略「就劉童之實際托育情況」）。法院也寫明，應負保證人地位的是「有實質支配力卻怠於作為之」這位社工，「而非在基層克盡職守之『社工群體』」。（引文中社工姓名以「這位社工」代替。）
臺北市對監察院承認，新北沒有把案件資訊轉給臺北，臺北雖訪視，卻缺乏橫向了解，服務資源沒有整合（調查報告[23]第 42 頁）。法院處理的是特定社工的一審刑責，監察院指出的是跨機關缺失；不能把兩者合成「全體社工有罪」，也不能拿此案直接證明 714 案有同樣缺失。
資訊接不起來，責任不只在最後回報的人。既然臺北市說已完成內外部調查，它對市民交代了什麼？
監察院公布糾正當天，臺北市社會局發新聞稿「嚴正澄清與回應」（市府 2025/5/29[25]）。新聞稿說，居托中心訪視「皆依中央法規訂定之頻率完成」，9 月 26 日那次訪視「頻率及托育地等皆符合中央規範」；說「剴剴案後第一時間即啟動內部調查」，並「邀集外部專家學者進行制度面調查與建議」，小標寫「社會局已完成內外部調查並持續優化」。最後呼籲各界「實事求是」，因為「片面資訊」可能「傷害到第一線托育人員、家長與訪視員的專業信任體系」。
但監察院報告記載，副局長坦承訪員只口頭詢問，沒有確實檢視寶寶日誌；對另一名家長反映，也以電話及 LINE 處理，沒有實地訪視。監察院所批評的正是訪視雖按規定進行，監督卻流於形式（調查報告[23]第 27–30 頁）。
紀錄的可信度後來又受質疑。北檢 2026/6/26 起訴居托訪視員，指剴剴的新收托訪視紀錄寫 9/26，實際訪視、拍照是 9/22。訪視員開庭坦承，辯方主張日期登記疏失；本文持有的公開資料尚無判決。9/22 仍在收托後一個月內，因此不能寫成沒有訪視或本次訪視頻率違規（中央社 6/26[26]；壹新聞 9/2[27]）。
社會局向媒體表示，2025 年 5 月 7 日的外部專家會議已對訪視日期有疑義，並移請檢方偵辦；其後也表示已建立公出、打卡與抽案查核（聯合報 6/26[28]）。這些作為必須列入，不能直接說市府沒有查；但查到什麼、對受託單位如何處理，社會局仍應公開交代。
社會局 2025/7/2 的局務會議寫「要議處後結案」，7/9 解除列管，沒有列議處結果。表格本來不記結果，所以不能認定沒有議處；我們有理由懷疑的是問責沒有完成對外交代。責任在社會局，若公開處分職稱、結果與理由，這個判斷就須改寫（7/2 紀錄[29]第 7–8 頁；7/9 紀錄第 5 頁（官方紀錄索引[30]；原檔先前讀取失敗，依已取得副本））。
這又帶出更早的一道問題：不是檢討查不深，而是重大事件發生後，檢討本身曾被分類擋在門外。
剴剴案最值得臺北市民知道的一段，在調查報告[23]第 32 到 34 頁。衛福部有一套「重大兒童及少年虐待事件防治小組」檢討機制：孩子重傷或死亡時，地方政府要召集相關單位，檢討事件原因和修正方向。剴剴死後，臺北市打電話問衛福部保護服務司是否適用，得到的回覆是：家外案件不適用。臺北自己也有一份重大兒虐計畫，但依衛福部的規定辦理，所以「在詢問衛福部後，即未依此流程檢討」。監察院的評語是，臺北市政府與衛福部「將焦點著重於是否符合屬於家內及家外案件」，直到 2024 年 3 月案件被揭發，三個單位才「緊急檢討」。
事後，臺北市在 2024 年 5 月 3 日修訂自己的計畫，衛福部 5 月 15 日把保母、寄養家庭、機構人員等都納入檢討範圍（調查報告[23]第 34 頁）。這是對準洞的修補。但它修的是「出事之後要不要檢討」，不是「還沒出事時要不要評估」。兩年後，714 案的市長說明仍以「家外」解釋不適用 SDM 安全評估；實際用了哪些表，仍待社會局公開說明。
兩案的分類問題出現在不同階段：剴剴是死亡後的重大兒虐檢討，714 是日常安全評估，不能說修完前者就必然修完後者。分類若讓孩子的危險被分出規則之外，政府就得解釋為何這種分法仍合理。另一個更常見的出口是「結案」：結了案，風險會跟著結束嗎？
2023 年 3 月，一對母子在臺北街頭被罰跪。民眾拍下照片貼上網，媒體報導後，這件事才傳開；監察院事後認定這是家庭暴力。調查發現，這個家庭從 2017 年起就陸續被通報：脆弱家庭、成人保護、兒少保護都有，市府也都開過案（監察院調查報告[31]第 3、5 頁）。
最刺眼的一段是 2021 年。母親被通報後，家防中心開案，只電訪到她一次，之後聯繫不上（她的手機停用），兩個月後依衛福部指標以「被害人失聯」結案；結案隔天，她又被通報。開案時的審查說明其實已寫：可能有人控制她對外聯繫，「建議聯繫不上可親訪確認案主安全」（調查報告第 9–13 頁）。監察院說這「雖符合結案指標」，但「僅消極以『被害人失聯』進行結案」，「確有未當」。
門不只這一扇。監察院認定，市府 2021 年 7 月就知道施暴者有飲酒問題，卻到 2023 年 1 月兒保開案後才處理，「實有不當且延宕處遇介入時機」（調查報告第 3、7 頁）。事件後，心理衛生社工開案協助戒酒，他因酒駕入監，衛生局就依指標以「入監」結案；出監前獄方通知衛生局，衛生局又以診斷不符收案標準，不予收案（第 22、25–26 頁）。市府自己在監察院說：「這樣進進出出會讓原本的社區服務歸零……因此我們的策進才會提出一主責多協力的模式」（第 26 頁）。
這裡既有規則的問題，也有執行的問題：舊指標允許失聯結案，但審查說明已建議聯繫不到就親訪，家防中心卻只電訪後放手。監察院的認定讓責任能落到具體行動，不能用「大家都有照流程」一筆帶過。
但說市府只會數服務量，也不符合證據。下一份數據迫使我們修正這個直覺。
家防中心在 2020 年自己統計：親密關係暴力的再通報案件裡，65% 是前一次「聯繫未果」的案件。它組了督導焦點團體、比較六都做法、請桃園分享經驗，在 2022 年 9 月 7 日訂出聯繫未果案件的新工作策略；市府並向監察院表示，「保護性案件結案後再通報率」從 2021 年的 7.63% 降到 2023 年上半年的 5.73%（街頭案調查報告[31]第 14 頁）。
所以，早先版本寫「街頭罰跪案後才改失聯結案規則」並不準確。失聯規則的修補，起點是臺北市自己的數據，早於街頭事件，也早於監察院調查。監察院 2026 年 3 月結案時列出的規則是：要在不同日期、早中晚不同時段，以電訪、家訪或請網絡成員協訪，至少聯繫 3 次，聯繫不上達 3 個月，才可以「失聯」結案（結案情形一覽表[32]）。
市府自報的再通報率，比的是全年與半年、涵蓋所有保護性案件，不能當成這個家庭改善的證明，也不能單獨歸功於新規則。
臺北量過「後來呢」，而且不只一次。2022 年的市府計畫記錄：2021 年符合中央列管指標的高風險案件 90 件，只有 46 件進跨網絡會議討論；未納入的案件中，有 24 件在一年內再被通報，市府據此在 2022 年改為「符合指標均納入討論」（111 年跨網絡合作實施計畫[33]）。2020 年的會議資料記錄：討論的 18 案中 15 案解列，突破拒訪 9 案全數成功（兒少福利促進委員會會議資料[34]）。
市府有能力追蹤結果，也曾因結果改規則。批評應落在：同一套結果是否持續公開、改過的規則後來有沒有用。這就需要把個案拉回全市，但先得讀對數字。
審計部原檔寫，2023 年至 2025 年 6 月底，臺北社會局接到 2,218 件違反兒少權法的案件通報；到同年 8 月底，365 件未完成處分，扣掉等司法最終判決的 62 件，還有 303 件因等報告、蒐證或陳述意見等延宕。小標明寫「已逾法定期限」；這是行政調查、裁處的案件數，不是 303 個未獲任何服務的孩子，也沒有說 714 案在其中（審計原檔[35]乙－110 頁）。
社會局對媒體說，有些調查完成、仍在追蹤其他司法程序，不算逾期；9/14 新聞稿說，303 件到 2026 年 8 月底已結 268 件（自由時報 8/29[36]；社會局 9/14[15]）。這是需要納入的反向解釋。審計報告中的社會局答復另列辦訓練、研議分流工具、裁處案件檢視會議，不等於工具已上線或 303 件全部結案。
我們的判斷是：社會局有責任公開可核對的分類與算法。審計已扣掉等最終判決的 62 件，剩下 303 件各適用哪一種期限、哪些已完成調查、哪些期間可停算，局方沒有給足數字。這個資訊缺口不能被「持續列管」四個字抹掉；同樣不能把它誇成已證實 303 個孩子受害。
這不只是一組數字的爭執。若連調查是否完成都無從核對，全市公開表又能告訴我們孩子後來怎麼了？
通報調查處理量增加了。臺北兒少保護調查處理量：2021 年 4,209，2024 年 6,244，2025 年 6,353（臺北市資料大平臺[37]）。原表單位是「人次」：處理量增加，不等於不重複的孩子變多或兒虐變嚴重。
審計原表的通報量，2023 年 9,217 件，2025 年 12,259 件；無效通報由 1,829 件增到 2,291 件，比例卻從 19.84% 降到 18.69%。無效包括重複、歷史案件、非兒保事由或資訊不詳，不能翻成惡意亂報。這裡是「件」，上一段是「人次」，兩者不能直接相減（審計原檔[35]乙－108 至 109 頁、表 2）。
看見之後去了哪裡，公開數字說不清。衛福部另表列「人數」：2024 年調查 6,244 人中，1,077 人進保護服務，4,978 人列為「轉介其他資源」（衛福部統計處：兒少保護調查處理及服務表[38]，2024 年）。這一大類包括轉給學校處理的校園案件等，不是「4,978 個孩子都被接住」，也不是「都被漏接」；公開表看不出誰真的收了案。同一張表的後續數字，進保護服務的比例一路往下：2025 年 6,353 人中 894 人（約 14%），2026 上半年 3,671 人中 386 人（約 11%）；2024 年約 17%。全國同期也在下降（約 18%→14%→13%），所以這不是臺北獨有的訊號；表上沒有寫原因，是評估標準改了、案件組成變了，還是門檻變高了，衛福部和市府都沒有公開說明。
離開系統的原因，一半以上是「其他」。2024 年結案或轉案的 1,598 人中，815 人（51.0%）的原因是「其他」；2025 年是 57.6%，2026 上半年 61.8%（臺北市資料大平臺[39]）。「其他」不等於結案有問題，但外界無從知道這些孩子怎麼離開、後來好不好。
「轉介」與「其他」都可能有合理用途。問題是社會局及衛福部沒有提供足夠銜接結果，讓外界分清：哪一個單位實際接案、服務多久、孩子是否再回來。這是資訊治理的責任，不是統計表能證明所有人都漏接。
還有一件能從表裡直接看見的事：需要緊急離家的孩子，可選的去處很集中。
2020–2025 年，臺北 274 人次緊急安置中，233 人次（85%）進機構，24 人次由親屬照顧，17 人次去其他處所，進寄養家庭的是 0。同一段時間，全國 4,960 人次裡有 942 人次（19%）進寄養家庭，進機構的約一半（2,471 人次）（衛福部兒少保護安置統計[40]，「歷年」與 2020–2025 各年工作表）。最早整理出臺北「連續6年沒有任何一人次進入寄養家庭」的是太報（太報 9/14[41]）；我們逐年核了官方原表，數字一致。2026 年上半年，臺北又有 10 人次緊急安置，9 人次進機構，寄養還是 0（衛福部同一份統計）。
臺北的孩子緊急離家時，去處和全國有什麼不同？
合計 274 人次，長度與數值成正比
臺北的孩子緊急離家時，去處和全國有什麼不同？
合計 4,960 人次，長度與數值成正比
緊急安置去處集中時，家庭式照顧的名義量能如何變化？
所有長條從 0 起算、共用同一刻度；淺色延伸表示區間
緊急安置去處集中時，機構照顧的名義量能如何變化？
所有長條從 0 起算、共用同一刻度；淺色延伸表示區間
寄養家庭從 2021 年底 121 戶降到 2025 年第三季 66 戶，2026 年 6 月底是 67 戶（資料大平臺[42]）；機構名義床位從 2015 年下半年 488 床降到 2026 上半年 341 床（資料大平臺[43]）。
法律卻要求依序先考慮親屬、熟人、寄養家庭，最後才是機構（施行細則第 10 條[44]）。
一位安置機構社工在投書裡提醒：「『有空床』和『這張床能接這個孩子』完全是兩回事」（Right Plus 9/23[45]）。這些數字能說的是：臺北緊急安置的實際去處高度集中在機構。對表達「不想去機構」的孩子，是否有合適的其他方案，是社會局必須回答的問題；去處比例本身不能回答個別孩子能選什麼。
這些數字足以追問社會局：為什麼臺北緊急安置六年寄養為零，親屬、熟人和寄養的優先順序如何落實？它們不證明 714 案因缺床而等待，也不說明每個孩子適合哪種照顧。要補的，可能是量能，也可能是媒合方式；不能先替市府選好答案。
承諾需要逐一對上責任者、日期與可核對的結果，不能把宣告、規則修正與孩子更安全視為同一件事。
| 誰、何時 | 承諾／措施 | 公開證據到哪裡 |
|---|---|---|
| 基北北桃，2024/3 | 7＋1 政策，將制訂三方共訪 | 監察院結案表列已落實三方共訪；未附案數或改變判斷的結果。結案表 |
| 臺北市、衛福部，2024/5 | 擴大重大兒虐檢討範圍 | 已納保母、寄養與機構人員，修到剴剴案暴露的範圍問題。調查報告第 34 頁 |
| 市長，2026/8/31 | 答應檢討，議員要求一個月提出報告 | 9/4 會議已開，9/14 稱將再開；截至既有 10/15 查核，未找到公開報告。公視；社會局 |
| 市長，2026/8–9 月 | 類家內、外部複核、短期家庭式庇護；六個月內補人力 | 新聞稿列方向，未給足上路日、容量及缺額分母；人力承諾回看點是 2027 年 3 月。社會局；中央社 |
中央修法也要分清進度。衛福部 2026/4 預告草案，把申請安置改為每年定期評估；我們讀到的第 84 條沒有「決定後多久必須完成第一次安置」的期限。截至 10/15 的公開搜尋未找到可確認的全案送案紀錄，不能改寫成確定未送（預告修法[48]；草案對照表[49]第 84–86 頁）。
不是所有改革都沒對準問題：擴大檢討範圍、三方共訪、查核訪視日期，各自對準一個洞。但是否有效，不能靠措施名稱作答。其他地方的規則，至少證明「誰重看、誰負責、何時公開」可以寫得更清楚。
這些是制度做法的比較，不是成效排名。外國能帶回來的，是要求政府交代的具體項目；臺北自己的 65% 與再通報追蹤，也證明這種問法不陌生。[49][50][51][52][53][54][55][56][57][58]
| 臺灣的接縫 | 別處的做法 | 來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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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路看施害者身分（714、剴剴的檢討） | 蘇格蘭把鄰居、家庭朋友等「與家庭親近或為家庭所熟識的人」造成的性侵害，算在「家庭內」；跨機構討論家內、非家內都適用 | 蘇格蘭全國兒保指引 4.169、3.26 |
| 出事之後誰啟動檢討（剴剴） | 英格蘭：地方政府只要知道或懷疑孩子受虐或被疏忽，孩子死亡或受重傷，就「必須」通報國家兒保實務檢討小組；地方的警察、衛生、社政夥伴要建立機制，找出對轄區有重要意義的重大案件，檢討他們認為合適的案件，目的是找出「應該做的改進」。條文只看虐待或疏忽和後果，沒有依傷害者是不是家人區分 | 《2004 年兒童法》第 16C 條、第 16F 條 |
| 檢討做完之後，市民看不看得到（剴剴、714） | 英格蘭 2026 年的法定指引：快速檢討應在重大事件通報後 15 個工作天內送交國家小組（指引註明這不是法律明定的要求）；決定做地方檢討的，報告應盡快、最遲在決定後六個月內完成並公開；地方夥伴「必須公開報告」，除非認為不適當，那時仍須公開他們認為適合公開的改進事項 | 《Working Together to Safeguard Children 2026》第 5 章第 404、408 段 |
| 誰擁有全貌、意見不一時誰拍板（剴剴、714） | 蘇格蘭：兒保調查要有一位具社工資格的「主責專業人員」；各機構意見不一時請高階主管諮商，不得拖過 24 小時 | 蘇格蘭指引 3.53、3.54 |
| 新訊號出現時誰重看（714） | 蘇格蘭：出現可能改變回應的新資訊時，可以重開跨機構討論 | 蘇格蘭指引 3.56 |
| 孩子的意願（714） | 英格蘭《兒童法》第 47 條第 5A 項：決定採取行動前，要在可行範圍內確認孩子對這個行動的意願與感受。臺灣的兒少權法修正草案第 9 條也寫，處理兒少事務要「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但截至 10/15 我們未找到這份草案可確認的送案紀錄 | 英國法規資料庫；衛福部 4/21；草案對照表第 15 頁 |
| 「後來呢」有沒有人量（全市、街頭罰跪） | 英格蘭追蹤孩子第一次被轉介後 1、3、5 年內有沒有再回來，以及回來時介入是否變重（2019 年初次轉介者，1 年內 23%、5 年內 49% 再轉介）；澳洲政府報告把「第一次判定不成立後，3 個月、12 個月內又被證實受虐」列為安全指標，並明講這不等於第一次判錯 | 英格蘭教育部 2026/2/26；澳洲生產力委員會 |
第一線面對的不是「有通報就帶離」的簡單選擇。一位兒保督導向今周刊說，重點在危險因素能不能移除、孩子在家是否安全；安置機構社工則提醒，空床不等於有能力接這個孩子（今周刊轉載[59]；Right Plus 投書[45]）。這些難處不能被服務次數遮掉，也不能變成免除決策紀錄的理由。
家人也可能被資訊隔在外面：監察院記載，剴剴的監護人與新北社工無法自行探視；714 案孩子的意願，市府與議員各有解讀。孩子及家人需要保護與知情，不該因大人爭辯而被迫公開更多私事（剴剴調查報告[23]第 10 頁；公視 8/26[20]；NOWnews 8/28[21]）。
隱私限制確有必要，但市府自己也須遵守。8/31 議員問諮商安排時，家防中心主任先說出孩子的心理衡鑑結果，議員當場制止；局長以隱私要議員打住，出現在之後。這個先後已由報導與公開影片字幕輔助核對；截至既有 10/15 查核，未找到局方就此公開說明。我們不轉述衡鑑內容。保護隱私不能只用來阻擋問責，卻沒擋住自己的揭露（FTNN 8/31[60]；TVBS 質詢完整版[61]）。
社群上，某位自述社工、表明未經手本案的民眾在 Threads 公開問，孩子的意願有沒有真正進入決策；原貼文身分與個案描述未經證實。另一位社工師投書提醒，後來安置不能反推先前不安置一定錯（新頭殼轉錄[62]；自由時報投書[63]）。前者要求決策聽見孩子，後者要求依當時資訊判斷；兩個要求都需要社會局握有的決策紀錄。
政府要對制度與資源負責，受託單位要對照顧與紀錄負責，其他網絡也不能只等轉述。讓更多眼睛能核對事實，與要求每位基層承擔無限責任，是不同的制度選擇。
確定：服務次數不能代表安全。街頭罰跪與剴剴兩案的跨系統缺失已有監察院認定；714 案的公開說法，還不足以核對訊號、評估與實際安置如何銜接。三案的成因不同，但都迫使我們把注意力從「做了多少」移到「資訊有沒有改變判斷，判斷有沒有變成保護」（街頭案調查[31]；剴剴案調查[23]；市府 8/28[2]）。
很可能：只增加接觸量，補不完這些接縫。已有明確的失聯警訊未被用上、跨機關資訊未整合與紀錄核對不足；改革需要主責、升級、複核與結果追蹤，不能只再加一次訪視。臺北曾用數據改規則，正是能改善的反證，不能被抹去（街頭案調查[31]第 9–14 頁；剴剴案調查[23]第 27–30、42 頁）。
有理由懷疑：公開問責仍落後於內部作業。社會局說完成調查、解除列管或不算逾期，卻未提供足以核對的結論與算法；應由掌握資料的社會局交代。隱去孩子個資後仍可公開原因、責任與改正項目，監察院報告就是現成例子。若市府公開相應紀錄，或新規則與追蹤結果顯示缺口已補，本判斷必須調整。
哪一類接縫已由官方認定，哪一類仍是合理懷疑？
| 規則的洞 | 執行缺失與待查訊號 | 專業判斷 | 有沒有地方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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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聯可以結案（市府自己發現並修正）｜市府對應措施：失聯規則已改，結果只有市府自報；各系統依自己的指標各自結案（監察院認定）｜市府對應措施：本報導未找到 | 沒有依審查說明親訪（監察院認定）｜市府對應措施：本報導未找到 | — | — |
| 出養監督沒有發現 7 項缺失、家外案件不適用重大兒虐檢討（監察院認定，檢討範圍已修）｜市府對應措施：重大兒虐檢討範圍已修正 | 沒有親眼見到孩子、訪視只用口頭詢問（監察院認定；臺北市副局長坦承）｜市府對應措施：拒絕訪視的因應措施已做；7＋1 與三方共訪（2024 年 3 月承諾，已列為監察院結案的改善項目，案數與成效未公開） | — | — |
| 公開規則中找不到「家外出現新訊號要立即重評」的要求；第 62 條條文沒有訂出完成首次安置的期限（依公開規則及有界搜尋）｜市府對應措施：本報導未找到 | 6/8 的訊號、自傷後還在等待（合理懷疑，未公開）｜市府對應措施：補足社工人力（2026 年 9 月承諾六個月內完成） | 一開始的安全計畫；孩子意願的權衡｜市府對應措施：本報導未找到 | — |
| — | — | — | 緊急安置 85% 進機構、寄養 0；寄養家庭與床位減少｜市府對應措施：類家內（研議中）；短期家庭式庇護（沒有時程） |
避免不可挽回的傷害值得守住，家庭不在沒有充分理由下被拆散也值得守住。門檻設高或設低，代價分別會落在等待保護的孩子，或被迫分離的孩子與家庭身上。
讓孩子能在家庭裡生活很重要，守住自己和家人的時間、空間與照顧能力也很重要。選擇承接可能帶來難以預料的負擔；選擇不承接，則要面對自己支持的公共原則需要由誰實際付出。
本報導只用搜尋得到的公開證據與資訊，未聯絡機關、當事人或案家，未索資，也未取得敏感原影像。具體個案紀錄不公開有隱私理由；政府仍須提供可去識別化的程序、原因及結果說明。以下缺口限制個案責任與成效的判斷，不解除資料持有者的說明責任。
可以說：剴剴與街頭罰跪兩案已有官方缺失認定；714 案需要的規則、評估與行動銜接仍未被公開說明；全市統計存在結果不清、安置去處集中的問題。不能說：714 案已證有行政怠惰、缺床造成等待，或剴剴案訪視員沒去訪視；也不能把「其他」結案當漏接、303 件當 303 名受害兒童。個案、全市與國外材料互相提問，不互相代替證明。
1. 714 實際評估表、學校訊號的傳遞與重評紀錄：持有者為社會局、家防中心及學校。會決定 SDM 是否適用、6/8 訊號是否被用上，以及批評應落在規則缺口還是執行。
2. 714 自傷後評估、最終決定與媒合時序：社會局握有的去識別化紀錄，可辨別等待出在判斷、同意、入住評估或資源；本報導沒有用研議日計算拖延。
3. 714 分類、司法程序與 8/31 性剝削通報的處理結果：警方、檢方及社會局尚無本報導可核對的完整公開紀錄；可能支持或推翻現行家外分類。心理諮商、孩子意願與熟識長輩方案的理由也未能核實。
4. 714 檢討與新措施：社會局的 9/4 會議結論、第二次會議、一個月調查報告、類家內規則與短期家庭式庇護規格，會決定改革是否對準原因。本文承諾查核截至 10/15，未將所有承諾重新全面查核。
5. 議會原件：部分 8/28、8/31、9/14 速記錄與正確第 9 次社會局報告未取得；候選年份或機關錯誤不能替代。公開影片字幕只輔助辨認發言先後，不是完整正式議事錄。
6. 剴剴行政與司法紀錄：社會局內外部調查結論、議處及受託單位契約處理結果未取得；訪視日期依起訴、庭訊報導，未讀起訴書及後續判決。若司法認定不同，紀錄可信度與責任敘述須修正。
7. 全市結果及量能：社會局、衛福部的轉介實際接案、其他結案細項、共訪成效、再通報結果，以及兒保人力缺額、可接案床位與緊急寄養媒合原因未完整公開。名義床數不是立即可入住床數，半年與全年不能當同期間比較。兩表單位不同，不推定去重方式相同；服務比例只用衛福部同表分母。
8. 303 件算法：原檔已核到乙－108 至 110 頁，但沒有逐案起算、停算與期限分類；由社會局公開去識別化算法，或審計部公開追蹤結果，才能判定逾期爭議。
9. 修法版本：已讀的是預告草案及學校轉載對照表，不能當正式送院或立院版本；若新增首次安置時限、外部審查，相關批評須改。
10. 民眾與第一線：社群搜尋有限；已引用自述社工未經手本案，不能當現場證人。未取得可驗證的本案第一線公開說明，不能替其補寫動機。
更正說明：714 案的決定日期與等待原因。已發布稿把7月底「再次研議與評估」接成已完成安置決定，又把等待歸因於「沒有合適去處」，並寫成讓孩子當天離家的是記者會。我們撤回這些確定歸因：市府曾稱已決議安置，但公開資料沒有交代正式決定日、各等待環節，也不足以確立缺去處或記者會與離家的因果。研議、決定與實際安置應分開；社會局仍有責任以去識別化的評估、決定及媒合時序說明。這項更正不代表我們查明了新的事件真相（市府8/28[2]；社會局9/14[15]）。
既有更正（非本輪新增）：舊稿將剴剴紀錄上的 9/26 直接當實際訪視日，並替訪視頻率背書；後依起訴及庭訊改寫為紀錄 9/26、檢方指實際 9/22，撤下背書。另將「草案尚未送立法院」改為「截至 10/15 未找到可確認送案紀錄」，避免把搜尋缺口寫成確定未送（中央社[26]；預告修法[48]）。
引用調整說明：4/16 議會速記錄的公開連結在先前查核時無法讀取，因此撤下依該原文引用的局長直接引句、盡快重啟行政調查的承諾，以及已改引該原話的更正敘述。這不代表發言未發生；本文保留聯合報獨立記錄的外部專家會議、移送與查核措施，及監察院對監督缺失的認定。
這一版更正 714 案的時序說法：7 月底的「再次研議」不等於已經決定安置，等待的原因也還不能歸到缺少去處或記者會；研議、決定與實際安置要分開看。三案的證據和全市數字沒有變。
服務量和程序已啟動都有公開說法，但沒有公開評估日期、決定日和媒合時序；要交代的是社會局。
家防中心曾用 65% 的再通報數據修改失聯規則；但同一套結果有沒有持續公開、規則後來有沒有用，責任仍在社會局。
監察院認定監督流於形式，訪視日期也遭起訴質疑；調查結論與議處結果，社會局沒有公開。
這是行政調查與裁處的案件數；但逐案期限與停算的算法，社會局沒有公開，逾期爭議查不下去。
可以檢驗改革是否補上家外新訊號重評的缺口。
會影響居托訪視紀錄可信度的敘述。
市長承諾六個月內補足人力，屆時可以核對缺額與補足的情形。
若新增時限或外部審查，第 62 條的批評要跟著改。
可以看出寄養為零的狀態有沒有改變。
寫信到 Walkingbook.correction@gmail.com，告訴我們哪一句錯了；附上公開出處，我們能更快查證。我們會盡快回覆；確認寫錯就公開更正，並記在更正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