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設備需要有人願意供應,接收地也要承擔代價,市府不能憑一句目標讓設備出現。我能理解執行有困難。但環保局仍有責任分清楚:收運、處理、成品和實際使用,不是同一件事;計畫、招標和穩定運轉,也不是同一件事。前端流標之後,它與衛工處應交代如何銜接,而不是讓後端的完工目標替整條路背書。
即使不在家煮飯,這也關乎學校午餐、外食的成本,以及處理設施最後落在誰家附近。市民被要求長期配合一項政策,政府就應讓人核對配合帶來了什麼結果。我的理解仍是:分類有它的用處,但臺北不能用收走的重量報成功,再把下一站的風險留給產生廚餘的人和接收地居民。
理解演變紀錄(2 篇)
2026-10-23 初版
我也每天分廚餘。把剩菜倒進清潔車的那一下,心裡默認這件事有個去處。開始追這個題目,是因為 2025 年底的一個數字:養豬那條路斷掉後,餐廳、市場和學校的廚餘被送進焚化廠,到 12 月 4 日一共燒掉 7,267.08 公噸(市府新聞稿[3])。那不是家戶廚餘。可它讓我想問另一件事:我們自己分好的那一桶,最後到了哪裡?
答案比我以為的曲折。清潔車的第一站是焚化廠裡的脫水設備;市府報給中央的「再利用比率」94%,分子是送去處理的重量,不是做出來的肥料。同一份報告寫著,2024 年脫水擠出的汁液約三分之一抽進垃圾貯坑、隨垃圾焚化,北投廠全部如此;固渣那一段,換算出的成品約一成(環保局 113 年度績效報告[6])。汁液大多是水,本來就難利用,我不認為這等於「偷燒」;一成是正常還是偏低,沒有庫存資料,我也判斷不了。但同一份報告替汁液處理自評了「資源循環」的最高分,這和它自己寫的去向對不上。
讓我真正停下來的,是說法。今年夏天局長在議會說:「只要是環保局收進來的,目前都是做堆肥,我們都沒有拿去燒」(議會速記錄[22])。這句話講的是固渣,聽的人會以為是全部。若汁液已不再進爐,環保局應該公開哪一年停的;若沒有,這句話就不完整。把被收走的重量叫做「再利用」,不是措辭小事,它誤導了每天認真分類的人,讓我們以為收多少就用掉多少。
我也想公平看市府的難處。處理廠要地、要錢、要居民同意。臺北 2016 年提案重啟在新北八里處理廚餘,當地強烈反彈,一位新北市議員說「不能北市享福,新北市受苦」(自由時報[47])。這句話我聽得懂:已經有污水廠、焚化爐的地方,憑什麼再多扛一樣?十年後,臺北在四市環境小組又提八里試辦,結論是「現階段未達具體共識」(四市環境小組會議紀錄彙編[57])。同一個地點,同一種卡法。
時間卻不等人。2027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禁止廚餘養豬(農業部新聞稿[29]);議員問現有堆肥量能是否光家戶就「剛剛好堆肥就滿了」,科長答「是」(議會速記錄[22])。焚化在危機時接了手,但應急接手不證明禁養之後有足量、持續的去處。
這件事碰到的不只是廚餘。它是一座城市怎麼向市民報帳:分類的力氣被換算成一個好看的比率,能核對它的帳卻沒有攤開。它也碰到下一個接收地會落在誰家附近——廚餘總要去某個地方,被要求承擔臭味與車流的,可能是任何人的鄰里。
責任在臺北市環保局:應改用處理結果報成效,公開三座廠全年的汁液、固渣、庫存與成品帳,以及禁養後足量的收受保障。我還是會繼續分類。只是想知道這份力氣最後落在哪裡,不算過分。
2026-10-30 更新
臺北市環保局交給中央的報告寫,2024 年廚餘「再利用比率」是 94%:送去堆肥的 42,483 公噸,除以回收的 45,077 公噸(113 年度績效報告[6])。我想知道分子裡裝的是什麼。答案是清潔車送到第一站的重量,而第一站不是堆肥場,是內湖、木柵、北投三座焚化廠裡的脫水設備。
過了那道門,重量就分了家。內湖廠 2025 年收進 19,224 公噸,脫水後的固渣是 6,284 公噸(內湖廠營運報告[5]),約三分之二在這裡就離開了堆肥的路,大多是汁液。汁液去了哪裡,環保局自己寫過:2024 年三座廠每天估算約 113.79 公噸汁液,37.22 公噸抽進垃圾貯坑、隨垃圾焚化,北投廠全部如此;其餘送進污水廠,報告說是「共消化」,卻沒有沼氣計量(113 年度績效報告[6])。同一份報告,替汁液處理自評了「資源循環」的最高 4 分。
汁液大多是水,本來難利用,燒掉一部分不等於「偷燒」;固渣也確實有一條堆肥路,依同一份報告換算,2024 年成品約為固渣的一成,庫存沒公開,這個比例正不正常我判斷不了。真正奇怪的是名字:被叫做「再利用」的重量裡,只有固渣那一支有利用紀錄。2026 年夏天局長在議會說:「只要是環保局收進來的,目前都是做堆肥,我們都沒有拿去燒」(議會速記錄[22])。這句話對固渣成立,對 2024 年的整批不成立。之後呢?2025 年的營運報告沒寫汁液去向,市府也沒說過哪一年停了;答案在環保局手上,它每年都要把同一張表交給中央。
帳只看清潔車,也決定了帳上看不見什麼。餐廳、市場、學校的廚餘不上清潔車,過去大量送去養豬,很多以外縣市名義申報,科長說「確實不會在臺北市事業廢棄物資訊出現」(議會速記錄[24])。2025 年非洲豬瘟後那條路斷了,接手的又是焚化廠,到 12 月 4 日燒掉 7,267.08 公噸(市府新聞稿[3])。2027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禁止廚餘養豬(農業部新聞稿[29]),議員問現有堆肥量能是不是光家戶就「剛剛好堆肥就滿了」,科長答「是」(議會速記錄[22])。應急焚化接過一次手,不等於禁養後有足量、持續的去處。
市府的難處是真的:處理廠要地、要錢、要附近的人點頭,鄰近城市也不一定願意接;禁養之後,餐廳、團膳和清潔隊都得重新找路。但這些難處,解釋不了為什麼要把載走的重量叫做再利用。
這件事和不分廚餘的人也有關。一座城市把市民的力氣換算成比率,比率記在哪一刻,決定了市民以為自己完成了什麼;同樣的問法,可以拿去問任何要你配合的政策。而廚餘總要有地方去,代價最後會落在外食的價格、學校的午餐,和某些人家附近的空氣裡。
責任在臺北市環保局。用收運量報「再利用」、替汁液自評資源循環、對議會說「都沒有拿去燒」,都是它做的。它應改報處理結果,公開三座廠全年的汁液、固渣、雜質、庫存與成品帳,說清楚汁液進爐停了沒有、哪一年停的,並拿出禁養後足量的收受契約。在那之前,那個 94% 記下的,只是廚餘走進焚化廠大門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