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臺北實驗教育機構的113學年度招生簡章，每學期學費十五萬元，午餐與雜費另計。這是一所機構的牌價，不是每個自學家庭的帳單。看到它，我想問的是：孩子的教育費用，哪些應由家庭付，哪些值得大家一起分擔（招生簡章 p.5[1]）？
留在公校的孩子，由學校安排老師與日常教學；離開學校，家庭要重新安排。臺北辦學補助開放團體與機構申請，個人家庭沒有這個入口。國中小非學的學習費用支持，則限低收、中低收或經鑑定身心障礙的學生，每學年最高一萬二千元（非學獎補助要點[8]、官方問答[9]）。同樣要受教育，公共制度先問的是誰來辦、家庭有何資格。
先幫需要更多協助的孩子，是合理的。但基本支持要不要有每個孩子的一份，是另一個問題。家庭自己教、借舊教材，並不表示教育不需要付出；也不能只因孩子有一個學校位子，就認為換一種安排之後的費用全是家庭自己的事。
我認為不合理的地方在這裡。教育部用已有公校可念來回答非學補助問題，還曾說這就像家長選擇私校；可是私校另有給學校與老師的經費，高中非學也有學費補助路徑。選擇教育安排，並沒有自動回答政府應分擔多少（監察院報告 p.32–34[2]）。
共同學校需要穩定經費，老師不會因一名學生離開就少領一份薪水。公平因此不必是照公校平均預算發現金，也不必是每人領同額。紐西蘭有一種較小的承諾：對取得在家教育豁免的家庭給津貼，明說只是分擔部分成本（紐西蘭教育部[35]）。至少，政府承認這份教育值得公共經費支持。
即使自己的孩子適應公校，我們也在共同決定：教育經費保障的是一種安排，還是每個孩子。教育部與臺北市教育局應提出人人可取得的基本教學支持，再依需要增加，同時守住公校的固定經費。錢從哪裡來、怎樣避免補助只變成漲價，都有代價要談；這些難處值得認真處理，卻不足以讓個人自學家庭的基本教學費用一直沒有普遍支持。
理解演變紀錄（9 篇）
2026-10-24 初版
我在意的，是「有學校可以念」和「有教育可以接受」之間，究竟隔著多遠。
監察院調查裡，一位實驗教育代表說，有些家庭是因為孩子無法適應一般學校，才走到體制外；同一份報告另記錄教育部代表在實地訪查時表示，政府已提供學校，不補助就像家長選私校一樣（監察院報告[2]）。我不想替所有家庭決定，他們究竟是主動選擇，還是已經沒有別的路。但政府用同一個答案回應兩種處境，正是需要停下來想的地方。
我也不認為，承認這個難處，就能直接推出每個家庭應拿到多少錢。共同學校需要穩定的老師、空間和經費；支持別的教育方式，也必須面對公共資源怎麼使用、由誰檢查的問題。這些顧慮值得認真回答，不能成為一句「自己選的」之後就不必再談的理由。
這次讓我更注意的，是我們自己怎麼算帳。把不同學段的預算平均攤開，可以幫忙認識資源的量級，卻不能當成某個孩子實際得到的全部支持。看到幾張昂貴的收費表，也不能說所有自學家庭都付同樣的代價。帳算得太快，反而會把真正需要看見的人弄丟。
高中非學已有申請學費補助的路徑，國中小則沒有相同的普遍安排（臺北官方問答[9]）。這使我認為，教育部有責任說明年級差別背後的取捨；臺北市教育局也應讓人看見，支持究竟有多少實際到達孩子。家庭成本還沒算完整，不應成為主管機關不交代的理由。
市府把增加團體與機構學生寫進預算，我也傾向認為，市府推動很可能與機構增加部分有關（教育局116年度預算案[51]）。但方向不能代替成效；臺北市教育局有責任公開政策成效與家庭負擔的評估，讓人檢驗這個推論，而不是讓家庭自行證明政策帶來了什麼。
即使自己的孩子適應學校，這件事也與自己有關。今天願意承認別人的需要，可能意味著分出一部分原本期待用在自己孩子身上的資源；今天堅持把資源留在共同學校，也可能是在守住更多家庭的退路。難的不是選一個好聽的原則，而是當代價落到自己身上時，仍願意把另一邊的孩子算進來。
2026-10-25 更新
一張公開的招生收費表，把問題放得很近：臺北一所實驗教育機構，113學年度每學期學費十五萬元，午餐與雜費另計（招生簡章 p.5[1]）。這不是每個自學家庭的帳單。我想追的，是孩子離開一般學校後，原本在校園裡一起提供的老師、課程和空間，會由誰接手，又有誰能負擔。
沿著這個問題查，我也必須修正自己的理解。前一段筆記把市府推動與機構學生增加寫成「很可能」有關，這個判斷走得太快。教育局把增加團體、機構學生列進預算書，確實表明政策方向（教育局116年度預算案[51]）；但方向、補助和人數成長同時存在，還不能告訴我，政策究竟帶來了多少變化。我收回這項因果判斷，也不能要求別人先證明政策完全沒有作用，才承認證據不夠。
這使責任更清楚。臺北市教育局應交代如何實施這項方向、怎麼檢驗成效，以及有沒有把家庭負擔算進去。批評政府需要守住證據，政府也不能因為外界算不出效果，就省略自己的說明。教育部仍須解釋不同年級的支持取捨。
我仍在意那些不能被一張牌價代表的家庭。有人需要更多自主，有人需要的是學校能接住孩子；共同學校的穩定，也不能只當成可以隨意拆分的資源。支持要怎麼給，才既不放棄共同教育，也不讓不適合既有安排的人獨自付出代價？這個難題值得留下來，而不是先找一個看似完整的原因，把它收掉。
2026-10-30 更新
教育部說明為什麼不補助國中小的非學家庭時，用過一個好懂的比方：政府已經讓孩子有學校念，不補，就像家長選擇私校一樣（監察院報告來源2[2]）。我好奇的是，如果這個比方當真，私校身上還有哪些東西該一起搬過來。
搬過來的只有一半。臺北私立國中小確實沒有按人頭的學費補助，這點比方成立。但私校雜費有教育局公告的上限，115 學年度上學期國中是 61,457 元，想收更多得先「報局憑辦」（教育局收費標準表來源32[16]）；市府也替私校編了學校獎補助和教師退撫經費（教育局115年度預算來源25[6]）。實驗教育機構那一邊，教育部回覆監察院的是收費「凡與家長建立共識即得收費」，並且「尚無」收費情形的調查（監察院報告來源2[2]），之後的公開資料裡我也沒找到補做的調查。同樣被說成自己選的，私校的價格有教育局看著，機構的價格只有簡章和家長。
臺北市自己的錢也沿著這條線走。教育局 115 年度預算書寫著要「提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機構學生數」（教育局115年度預算來源25[6]）；市府的獎補助只發給團體和機構，機構依學生數每年最高 20 萬到 150 萬元，條文沒有寫可以拿來降低學費（臺北獎補助要點來源45[8]）。錢給辦學者，價格由辦學者定，帳單由家長付。這不能證明政策造成了機構學生增加，但看得出公共支持站在哪一端。
個人自學的孩子在這條線外。想回學校上幾科，官方問答寫得直白：「法規上允許，但實務上需取得設籍學校同意並安排課表」（官方問答來源3[9]）；學校憑什麼拒絕、談不攏能找誰，公開文件裡找不到。低收、中低收與身心障礙學生另有每學年最高 1.2 萬元的定向支持（教育部立法院報告來源40[26]），不是人人可用的學費支持。
各方的難處是真的。學校替一個孩子排課要動用人力；振鐸學會與全教總對普遍發錢有疑慮，問的是有限預算先幫誰（教育部立法院報告來源40[26]）。普遍補助最實在的風險，是錢變成機構漲價的空間。奇怪就奇怪在這裡：沒有收費監理，補助很難安全地發；不發補助，又說是家長的選擇。缺掉的那一半，讓兩頭都不必動。
高中非學學生已經可以申請學費補助（官方問答來源3[9]），國中小沒有。監察院記下受訪者的話，這與國民教育的「義務性、權利性並不相符」，也記下有些家庭是因孩子無法適應一般學校才轉向實驗教育（監察院報告來源2[2]）。國民教育之所以是義務，是因為它被當成每個孩子的權利，而不是一種消費。哪個孩子會在被指定的學校待不下去，沒有家庭能事先排除；到那時，「像選私校」會把需要說成偏好，把價格交給辦學者，把協商留給家長和學校。
所以責任很具體。教育部既然借了私校的比方，就該交代另一半：國中小實驗教育機構的收費由誰監理，監察院要求的「宜予審慎規範」做到哪裡（監察院報告來源2[2]）。臺北市教育局把增加團體、機構學生寫進預算書，就該公開成效與家庭負擔的評估，並替個人自學生訂出回校的審查標準與申訴管道。比方本身沒有錯，錯在只借了對政府方便的那一半。
2026-11-08 更新
監察院報告裡有一句話，我反覆讀了幾次。一位學者說，臺北市國小學生的教育單位成本「年約20萬」，實驗教育的收費很少低於一學期七萬，然後問：「實驗教育成本真的高嗎？還是只是讓學生自己付錢」（監察院報告 p.32[2]）。
這句話把問題從「補助給了誰」移到孩子身上：同一個孩子，換一種學制，背後還剩多少公共的錢？
把數字排起來，答案很不對稱。臺北市立國小每名學生每年約有21.5萬元的公共經費，國中約26萬元（臺北教育統計[4]）。私校生背後的政府支持，攤算下來大約一萬元以下。實驗教育團體和機構呢？教育局向議會報告，2022年給團體機構的獎補助總共482萬多元（教育局議會工作報告[57]），平均到國中小團體機構學生，每人不到2,600元，還是給辦學者的。個人自學的孩子，沒有一筆跟著他的教學經費。
這不是一個孩子少了一點點，而是公立與私立差二十倍以上，與團體機構差數十倍（2022年約八十倍、2021年約七十倍）的差距。奇怪的地方在於：這些孩子在法律上都是同一個教育階段的學生，都在義務教育裡。到了高中，非學學生反而有每學期兩萬多元的學費補助（註冊說明[25]）。義務最重的階段，支持最少。
我也必須說清楚另一面。那二十多萬元不是一張可以帶走的支票；老師、教室不會因為一個孩子離開就便宜一份。教育部說「就像選私校」，在國中小都沒有學費補助這點上是對的。可是私校生仍有政府支持和收費上限，非學家庭兩樣都沒有；市府還每年把「提升團體機構學生數」寫進預算書，推的正是公共錢最少、家長付最多的那條路（教育局116年度預算案[51]）。我不能說這個方向造成了人數成長，但教育局有責任說明，推動時有沒有把家庭承擔的那一大段差額算進去。
為什麼一個孩子在公校讀得好好的家庭也該在意？因為這筆錢是以每一個孩子的名義編的。它可以留在學校，守住下一個想回來的孩子的位子；也可以有一部分跟著那個不適合學校的孩子走。哪一種才叫公平，沒有現成答案，但現在的安排是：沒有人公開做過這個選擇，差額就默默落在離開的那一家。
2026-11-09 更新
一所臺北實驗教育機構的招生簡章，列出113學年度每學期十五萬元學費，午餐與雜費另計（招生簡章 p.5[1]）。我想問的不是這個價格值不值得，而是同樣需要老師、課程和教室，孩子離開一般學校後，有哪些東西仍由公共制度接手，哪些要家庭重新找。
臺北市立國小每生預算平均約二十一萬五千元，國中約二十六萬元（教育統計[4]）。這些錢讓學校有老師和空間，不是孩子名下可以領走的款項。但不能領走，不代表離開學校後的教學需要就消失了。
現在看見的落差，首先是支持怎麼提供。私校有學校與教職員的公共經費；非學團體機構有辦學獎補助，個人家庭不在這項要點的申請對象內（臺北獎補助要點[8]）。個人自學不是什麼都沒有，但想回校上部分課程，仍要取得學校同意、安排課表（官方問答[9]）。從公校到個人自學，改變的不只是哪一方付錢，也包括誰有責任把一套可用的教學安排湊齊。
這個差別不能靠幾個預算平均數相除就算清楚。家庭支出不等於公校單位成本，實物課程也不是零元資源。可是，當一邊的孩子照課表就有老師，另一邊要先取得同意，我認為制度已把更多協調工作交給離校家庭；教育局有責任交代如何承接，而不是讓每一家自己談。
監督也必須算完整。教育局已向議會報告，將非學機構的收費、師資與財務納入品質檢核（議會工作報告 p.17–18[19]）。不能說政府完全沒管；接下來要檢驗的是，這些程序有沒有讓家庭拿到更多資源，或少承擔一些成本。
即使孩子適應公校，這仍是公共教育怎樣履行承諾的問題。共同學校需要穩定經費，否則最沒有選擇的家庭可能先受損；不適合現有安排的孩子，也不能只剩一個用不到的位子。教育部與教育局要回答的是，除了保留位子，願意為孩子實際得到什麼教學負責。把資源留在學校，與讓一部分資源跨出校門，都有代價；這個選擇應由公共制度說清楚，不能默認由離開的家庭自行承擔。
2026-11-09 更新
一所臺北實驗教育機構的招生簡章，列出113學年度每學期十五萬元學費，午餐與雜費另計（招生簡章 p.5[1]）。這張表不是所有家庭的帳單，卻把一個問題放到眼前：同樣需要老師、課程與教室，孩子換了教育安排，原本由公共制度接手的事情，還剩下哪些？
我目前看到最清楚的差別，是誰負責把教學湊齊。公校的經費支撐學校整體運作，不是一筆孩子可以提領的錢（教育統計[4]）。個人自學家庭不在臺北辦學獎補助要點的申請對象內；想回校上部分課程，仍要取得學校同意並安排課表（獎補助要點[8]、官方問答[9]）。家庭除了安排教育，也得逐項協調原本在學校裡一起提供的東西。
這不能用幾個不同年度、不同範圍的預算相除，就說孩子少了多少倍資源。教室不會因為一個孩子離開而少花一份錢，返校取得的課程也不是零元支持。但固定成本需要留下，不能直接回答離校孩子的教學由誰承接。我認為，制度很可能把更多取得師資與場地的協調成本交給個人家庭，教育局應對這個落差負責。
監督也要看完整。教育局向議會報告，已把團體機構的學生收費、師資聘僱與財務狀況列入定期品質檢核（教育局工作報告，PDF第18–19頁[19]）。有這套機制，就應檢驗它如何執行、是否改善家庭處境；把政府說成完全沒管，反而會錯過真正該追問的責任。
即使孩子適應公校，這也關係到我們怎樣理解公共教育。保留共同學校的老師與空間，是替所有家庭留一條路；讓不適合現有安排的孩子得到可用的教學，也是在守住同一個承諾。教育部與臺北市教育局應把支持的取捨說清楚。我們可以對資源怎麼分有不同答案，卻不能默認，孩子離開校門後，把一套教育安排湊齊就只剩那一家的事。
2026-11-09 更新
看到臺北一所實驗教育機構的招生簡章，113學年度每學期學費十五萬元，午餐與雜費另計，我會接著問：如果孩子留在公校，同一套老師、課程與教室，公共制度花了多少錢？這是機構的牌價，不是所有自學家庭的帳單，卻讓「家長自己選擇」背後的成本變得具體（招生簡章 p.5[1]）。
公校的數字已有依據，但得分清核到哪裡。臺北114學年度教育統計輯要列出，國小每生平均約二十一萬五千元、國中約二十六萬元，方法是兩個年度的經費支出取平均，再除以對應學生數。完整成本原表的分子、分母及幼兒園、附設部涵蓋註記仍待核對；這些公布平均數不能直接當成每個孩子可以領走的補助，也還不是純學段、包含場地完整使用價值的一張總帳（教育統計輯要，教育經費表[7]）。
我想分清的是兩個問題：共同學校要留下多少錢，才能持續接住孩子；離開共同學校的孩子，又能實際得到什麼。老師和教室不能隨一名學生離校就減少一份，這是維持公共教育的理由。然而，固定成本需要留下，不能直接回答另一名孩子的教學應由誰承接。
現在最清楚的差別仍是誰負責把資源湊齊。個人自學家庭不在臺北辦學獎補助要點的申請對象內；要回校上部分課程，仍須取得學校同意並安排課表（獎補助要點[8]、官方問答[9]）。制度很可能把更多取得師資與場地的協調成本交給家庭；教育局應為這個落差提出承接辦法。
教育局也已向議會報告，將團體機構的學生收費、師資聘僱與財務狀況納入定期品質檢核（教育局工作報告，PDF第18–19頁[19]）。已有局方報告的監理機制，就不能說完全沒管；每案如何執行、有沒有減輕家庭負擔，仍待驗證。教育局應讓這套機制的結果可受檢驗。
這不只是自學家庭要爭取多少錢的問題。公校家庭希望守住教學品質，自學家庭希望孩子真正得到適合的教育，兩者都不是無理要求。教育部與臺北市教育局有責任把維持學校、支持其他安排的取捨說清楚，也把錢和服務實際到達哪裡算清楚。不能因為目前還算不出家庭補了多少，就把湊齊一套教育的責任默認留給離校的那一家。
2026-11-09 更新
看到臺北一所實驗教育機構113學年度招生簡章，每學期十五萬元，午餐與雜費另計，我會問：孩子留在一般學校時，同一套老師、課程與教室，究竟由誰付錢？這是一所機構的牌價，不是所有家庭的帳單，但它讓教育選擇背後的成本有了具體入口（招生簡章 p.5[1]）。
這筆帳可以往前算。用臺北115年度學校預算，除以114學年度官方成本表學生數，國小含附設幼兒園每生約二十一萬八千元，市立專設國中約二十六萬四千元，包含用人、其他經常與資本支出（115年度教育經費概況，PDF第222頁[3]、成本表分母 p.1[4]）。這是學校的年度運作與投資規模，不是一張孩子離校時就能帶走的支票，也還不是校地、校舍每年使用價值的完整估價。
可是，共同學校需要保留經費，與離校孩子仍需要教學，是兩件都必須承接的事。臺北個人自學家庭不在辦學獎補助要點的申請對象內；回校上部分課程，仍須取得學校同意、安排課表（獎補助要點[8]、官方問答[9]）。老師與空間在學校裡一起提供，到了個人自學，便要家庭逐項找、逐項談。我認為制度很可能把更多取得資源的協調成本交給家庭，教育局有責任提出承接辦法。
我不能拿公校總預算和私校某項補助相除，就說兩邊差了多少倍。比較必須同時看清誰付錢、孩子能用到什麼，否則精確的數字也會掩蓋不同的東西。監督的帳也一樣：教育局已向議會報告收費、師資與財務品質檢核，不能說完全沒管，應接著檢驗執行與家庭減負的結果（教育局工作報告，PDF第18–19頁[19]）。
即使孩子適應公校，這也關係到公共教育如何守住承諾。維持共同學校的品質，需要穩定經費；讓不適合現有安排的孩子得到可用的教學，也需要制度負責。教育部與臺北市教育局應說清楚取捨，不能因為資源不宜整筆帶走，就把湊齊一套教育的責任默認留給離校家庭。要爭論錢怎麼分，至少先分清這筆錢維持什麼，以及誰還得自己補上什麼。
2026-11-09 更新
一所臺北實驗教育機構的113學年度招生簡章，每學期列十五萬元學費，午餐、雜費另計。看到這張牌價，我想問的不是哪一家比較貴，而是孩子留在一般學校時，那些老師與課程的費用由誰承擔；換一種教育安排，哪些事情又交回家庭手上（招生簡章 p.5[1]）？
不必先估土地值多少，學校的人力就已是一大筆。用臺北115年度預算除以114學年度對應人數，市立國小含附設幼兒園每生用人費用約十八萬二千元，市立專設國中約二十三萬四千元。加上其他經常支出，約十九萬九千元與二十五萬一千元；這已排除資本支出，但尚未扣淨場地維護，仍是校務預算規模，不是學生能提領的補助（115年度經費概況，PDF第222頁[3]、成本表分母 p.1[4]）。
到了自學團體，辦學補助先定一個單位的上限，再看審查與執行。假設二十名學生、一般額度核滿二十萬元，才折每生一萬元；符合加額條件、核滿四十萬元，才折兩萬元。這不是全市平均，更不是家長一定拿得到的錢。個人家庭則不在這項辦學補助的申請對象內（非學獎補助要點[8]）。
把這些金額排成一場高低比賽很容易，卻會把預算平均、補助上限與實際服務混成同一件事。我能說的是：公校把人力和日常運作成套安排；個人自學家庭要自行組合教學，回校上部分課程還須取得學校同意並安排課表（官方問答[9]）。制度很可能把更多取得資源的協調成本交給家庭，教育局不能只留下申請入口，就當承接責任已經完成。
私校與團體機構也有各自的公共支持及監管，不能因為家長繳費就一概視為相同。教育局已報告收費、師資與財務品質檢核，我要接著看的，是執行結果是否改善家庭處境（教育局工作報告，PDF第18–19頁[19]）。
即使自己的孩子適應公校，這筆帳也關係到公共教育的承諾。共同學校需要穩定經費，離校孩子也仍需要可用的教學。教育部與臺北市教育局應說清楚兩者如何兼顧，不能把維持學校的必要，直接變成另一家必須自行湊齊教育的理由。要討論錢跟不跟著孩子，還得問：沒有跟著走的那一部分，由誰把服務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