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 v12 · 2026-11-08
兩案的身分和法規不同，學校偵測的方式卻一樣：入口查的是既有紀錄，巡檢找的是藏起來的鏡頭，通報要等有人「知悉」；大人任職期間的越界，目前沒有指定由誰去看。
教練案起訴所指的偷拍持續一年多才被通報，教師案要等學生長大報警才揭開，校園裡沒有人被指定去看大人越界
2026 年 10 月，臺北有兩起國小案件先後上了新聞。一名國小外聘籃球教練被檢方起訴，指他在學校女廁、淋浴間用手機偷拍學生，市府行政調查認定 42 名學生受害 [1][2]。起訴所指的拍攝從 2024 年 11 月延續到 2025 年 12 月 [9]，教育局 12 月 29 日接到通報，隔天解聘 [7]。另一起是國小周姓男老師，被控從 2010 年起性侵、猥褻男學生，起訴的受害學童有 38 人 [6]，據報導是當年的學生長大後報警才揭開 [8]。兩案都還沒有判決，教育局也都沒有說明通報從哪裡來。
臺北一所國小的外聘籃球教練被起訴，檢方指控他在學校廁所裡持手機竊錄學生，市府行政調查認定 42 名學生受害。東森[2] 我好奇的是：學校接到通報以前，哪一套規則本來會看見他？
答案有點奇怪。臺北管得最嚴的，是藏起來的機器：各校每兩週至少巡檢一次偵測器、留校備查，再請廠商到校抽檢，2024 年截至 11 月檢測 30 校，「皆無異常」。市府對議會的書面答復[26] 它找的是留在空間裡的鏡頭；起訴內容的轉述卻指向一個本人在場、拿著手機的人，兩週來一次的巡檢員看不到。起訴書沒有公開；若原文寫明手機是放置的，這就是巡檢沒抓到，而不是規則沒對準。
反過來，成年人走進孩子如廁、淋浴的空間，或在裡面拿出手機，我們核對過的公開規範找不到明文規定；孩子零碎的不舒服由誰記下、誰拼起來，也找不到指定的人。2013 年，市府性平會決議由各校做社團訪談、教育局抽訪，並要外聘教練立切結書，確認自己「已了解」專業倫理。市府性平會會議紀錄[20] 之後，公開資料裡找不到這套訪談的任何執行紀錄。能交出報表的巡檢留了下來，靠人去問的那一半沒有。
校門口也不牢。審計部抽查臺北 16 校，發現有學校漏查家長會外聘教練等人員，教育局自己的查詢程序也沒規範紀錄留存。審計部報告[14] 這是學校的執行缺失，也是教育局的內控缺項。而就算都查了，查核也只擋得下已經留下紀錄的人。
於是發現的工作落到孩子身上，孩子說了也不一定停得下來。2024 年一起涉及性平的陳情到了教育局，教育局事後承認，當初「因相信校方人員說詞為學生惡作劇，判斷非性平案件未督導學校進行通報，逕予結案」。市府新聞稿[30] 擋下訊號的，是本該督導的教育局自己。
周姓教師案說明這不是外聘身分的問題。他是正式老師，檢方說他利用導師、科任和課後輔導的機會接近學生；受害者被描述為「毫無性知識、經驗，不知性行為意涵的幼小男童」，案子是當年的學生長大後報警才揭開。中央社[8] 等孩子開口的制度，對還不知道自己遇到什麼的孩子，其實沒有在等。
難處是真的：學校人力有限；教練的一對一指導常常必要，提早留意疑慮，也得給被反映的人申訴與公平調查。但這說明的是規則要怎麼設計，不是不設計的理由。教育局在教練案接報後 24 小時內解聘，東森[2] 卻至今沒有公開去識別化的檢討：通報從哪來、學校做了什麼、規則怎麼改。制度檢討不是當事人隱私。發現越界本該由學校承擔、教育局督導，現在這份工作沒有主人，責任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我們把孩子送進學校，是相信裡面有大人在看；一份「皆無異常」的紀錄，很容易被讀成有人在看，它證明的其實只是沒有機器被藏起來。只認得痕跡的保護，對最不留痕跡的危險，只能等最沒有權力的人自己說出口。臺北能把偵測器寫到兩週巡一次，卻沒有一句話寫明大人能不能拿著手機走進孩子的淋浴間——這兩句，哪一句比較難寫？
讀到臺北這起國小外聘籃球教練案，我最想弄清楚的，是事情被通報以前，大人應該做什麼。教育局說，接報後在二十四小時內完成解聘。這是應該肯定的處理；但速度再快，也無法代替通報以前的保護。東森[2]
我原本很容易把問題放在校門口：聘用以前，到底查過沒有？審計報告讓責任變得更具體。它同時指出部分學校漏查、教育局自己的內控程序不完整。不能把這筆帳全部算給學校，也不能因為缺失是審計發現的，就猜教育局此前一定不知道。審計部報告[14]
但我在意的問題還在校門裡面。臺北其實曾經設計讓學校訪談學生、教育局抽訪的做法。市府性平會會議紀錄[20] 寫下做法和持續做到，是兩件事。我不願因為看不到執行紀錄，就說所有人都沒做；同樣也不願把沒有公開說明，當成市民只能接受的終點。
這件事不只關乎有孩子在球隊裡的人。我們都可能把某一部分生活交給專業者，而自己沒有能力隨時在場。信任讓這種委託成為可能，檢驗責任則讓信任有地方落腳。如果保護只能等弱勢的一方清楚說出自己受了什麼傷害，它要求的勇氣，就超過一套制度應該推給個人的份量。
提早留意疑慮，也有傷及無辜者的風險。我希望孩子不必獨自承擔開口的代價，也希望教練不會因模糊反映就失去公平調查。這使學校與教育局更有責任，把界線、處理程序和執行情形說清楚。目前的證據仍讓我傾向任職中存在制度漏洞；對清查結果與制度檢討未公開的批評，也沒有改變；查核的範圍與日期留在下面的完整證據中，包括我們讀過的教育局議會工作報告[56]。這次回看證據，沒有得到足以改變這個理解的新事實。我寧可把尚待回答的問題留在那裡，也不把同一個答案包裝成另一個新發現。
這篇發布四天後，臺北地檢署起訴了另一起案子：一名國小正式教師，被指控從 2010 年起侵害 38 名男童。中央社[6] 外聘教練的案子很容易讓人以為，問題有一部分出在他不是學校自己的人。這起案子讓這個想法站不住。天天在校內、受《教師法》管的老師，案子是多名當年的學生長大後報警才揭開的。中央社[8]
奇怪的地方在這裡。一名家長在受訪時說，孩子回家會講學校的事，有沒有不當行為應該不難知道。公視[33] 起訴內容描述的受害者，卻是還不懂那是什麼的幼小孩子。孩子說不出口時，等孩子開口的制度什麼也聽不到；孩子連自己遇到什麼都還不知道時，更是如此。
所以我的理解往前移了一步：問題不在聘任身分，而在任職中沒有人被指定去看。正式教師的定期查詢，查的也是已經留下的紀錄。教師法第 20 條[34] 兩起案子，教育局都說接到通報後處理得很快；兩次都沒有說，接到通報以前，學校裡的大人原本該看見什麼。十六年間是否有人反映過，紀錄在教育局和學校手上。如果真有人在他任職期間就通報過，這個判斷要改，而那會是另一種更難回答的問題：說了，為什麼沒有停下來？
2026 年 10 月，臺北有兩起國小案件先後上了新聞。一名國小外聘籃球教練被士林地檢署起訴，被控在學校女廁、淋浴間用手機偷拍學生，全案被害人有 53 名，市府行政調查認定校內有 42 名學生受害 [4][2]。教育局 2025 年 12 月 29 日接到通報，隔天就解聘他 [7]。
10 月 28 日，臺北地檢署起訴一所國小的周姓男老師，指控他從 2010 年起性侵、猥褻男學生，起訴的受害學童有 38 人 [6]。據報導，這起案件是當年的學生長大後報警才揭開 [8]。兩案都還沒有判決。
一個是外聘教練，一個是受《教師法》管的正式教師，兩起案件讓人問同一件事：一個沒有不適任紀錄的大人在校園裡開始越界時，誰負責發現？這一版補上周姓教師案，以及教師查詢規定的時間線 [36][40]。
2026 年 10 月，臺北有兩起國小案件先後上了新聞。
第一起是外聘籃球教練案。臺北市一所國小的外聘籃球教練，被檢方起訴多次在學校女廁、淋浴間用手機偷拍學生，另涉及網路誘拍兒少性影像，以及對兒童的性侵害（TVBS[1]、東森[2]）；10 月的新聞，報的是法院再次延長羈押（TVBS[3]）。檢方統計全案被害人有 53 名（中央社[4]）；其中校內偷拍、未經同意蒐集學生影像的部分，市府行政調查認定 42 名學生受害（東森[2]）。這兩個數字範圍不同，不能相加，也不能說成 42 人都在廁所被拍。據報導，他移審後在法院坦承全部犯行（Newtalk[5]）；刑事責任仍要等法院判決。
第二起是周姓教師案。2026 年 10 月 28 日，臺北地檢署起訴臺北市一所國小的周姓男老師，指控他從 2010 年起對男學生性侵、猥褻並拍攝性影像，起訴的受害學童有 38 人（中央社[6]）。這是檢方的指控，還沒有判決。
一個是學校外聘的教練，一個是天天在校內、受《教師法》管的正式教師。教練案是教育局 2025 年 12 月 29 日接到通報，隔天解聘（聯合報[7]）；教師案據中央社報導，是多名當年的學生長大後報警才揭開（中央社[8]）。
我們不重述細節，也不寫可識別學生或學校的資訊。兩起案件，讓我們問同一件事：
第一到四節先談教練案，文中的「本案」都指它；周姓教師案在第五節。我們原本以為教練案是十月才爆出的新案件。查下去才知道，時間要往前推將近一年。
學校「知道」以前，事情持續了多久？
合計 729 天，長度與數值成正比
據媒體轉述法院的延押裁定，起訴書所指的拍攝行為從 2024 年 11 月延續到 2025 年 12 月（好新聞轉載[9]）。據單一媒體轉述，法院另提到，他自己承認拍攝兒童性影像長達十年（壹蘋[10]）。
臺北市教育局說，2025 年 12 月 29 日接到通報；30 日派督學到校、向家長說明，並在 24 小時內解聘；31 日檢察官拘提（聯合報[7]、東森[2]）。
據單一媒體報導，2026 年 1 月 30 日登錄進教育部不適任人員系統（CTWANT[11]）；學校性平調查據報導在 2026 年 3 月認定屬實（聯合報[7]）；社會局 3 月 30 日公告姓名，裁罰 2100 萬元、終身不得進入校園任教（聯合報[7]）。
2026 年 5 月 13 日士林地檢署起訴（TVBS[1]）。
這張圖最重要的空白在左邊：12 月 29 日那一通通報，是誰、看到什麼才打的？
公開資料裡只有一條線索：一支電視台影片的說明文字寫，教育局「證實，去年底校方接獲家長通報」（三立影片[12]）。影片本身我們無法讀取，這段說明文字只透過搜尋讀到，所以還沒完全核實；就算屬實，也看不出是家長自己發現、孩子告訴家長，還是別的途徑。教育局、學校的公開說明都沒有交代通報從哪裡來，也沒說通報以前有沒有學生或家長反映過。
他是怎麼拍的？報導的寫法有一個共同點。中央社轉述起訴內容，說他「利用兒童不注意之際，在女廁或淋浴間以手機錄影、拍照」（中央社[4]）；TVBS 寫他「趁學童不注意時」在學校女廁及淋浴間用手機偷拍（TVBS[3]）；東森寫他「在學校廁所內持手機竊錄」（東森[2]）。沒有一家寫到藏放或架設手機。
據此，我們認為（很可能）：他是本人在場、拿著手機拍的，而且是在孩子如廁、更衣、淋浴的時候，人就在那個空間裡。依據是三家媒體的用語都指向「趁孩子不注意」與「持手機」。會推翻這個判斷的證據是：起訴書原文寫明手機是放置、架設的。起訴書握在士林地檢署手上，沒有公開。
這也讓第二個判斷更站得住（有理由懷疑）：通報以前很可能出現過可被看見的異常。若如三家媒體轉述，他是本人在場拍攝，那麼一個成年教練在一年多裡一再出現在學童如廁、淋浴的空間、校內 42 名學生受害，本身就是不必等犯罪確定、就該有人注意的界線問題。會推翻這個判斷的證據是：起訴書或調查報告顯示，他的行為方式讓旁人不可能察覺，或第一個發現的人一發現就立刻通報。握有這些資料的是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該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與士林地檢署，三者都沒有公開去識別化的經過（見文末「本報導的限制」）。
很多人看到這類新聞，第一句是「學校到底有沒有查過他」。
查核的規則其實在。外聘教練不管是學校、家長會還是家長個人找來的，學校都要在聘用前查不適任系統，聘用後還要定期再查；不適任事由也要寫進契約（教育部體育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外聘運動教練進（運）用及不適任通報注意事項》，以下簡稱外聘運動教練注意事項，第 2、7、9、10、13 點；來源：行政院公報刊登之教育部體育署 2022 年 9 月 23 日令，至今未見修正）。臺北市國小課外社團也明定外聘指導者聘前與聘用期間都要查（北市社團作業要點[13]第 6 點）。審計報告另記載教育局回覆，2025 年 2 月已函請各校把外聘教練的教練證連同契約報局備查（審計部 113 年度審核報告[14]乙-42）。
但規則在，不等於每一個人都被查到。審計部抽查臺北市 16 所學校，發現「間有部分學校漏未查詢委外保全人員，或導護志工，或家長會外聘運動教練等適任情形」。同一份報告也指出，教育局自己的查詢作業程序沒有規範紀錄要留多久，也沒有把自主檢覈表列為使用表單（審計部報告[14]，乙-41–42）。
據此，我們認為（確定）：這裡同時有學校漏查的執行缺失，也有教育局內控設計不完整。責任不能全推給學校沒照做，更不能從「被審計查出」倒推教育局何時第一次知情。這兩類缺失是否有因果關係，報告沒有交代。
官方也有回覆改善。審計報告記載，教育局表示將修正內控、增列自主檢覈表、規範紀錄留存一年，並已督促受抽核的 16 校提出檢討與策進作為；114 年的反針孔採購則已調整為每月 12 校、不計隔間數，每個行政區每月安排一校，兼含大校與小校（同份報告[14]，乙-42–43）。這些是教育局的改善回覆，不是我們複查後確認的結果，也不是 2026 年本案發生後承諾的全市清查。
這不是臺北第一次。2012 年，臺北市一所國中的外聘教練性侵多名男學生，監察院調查後指臺北市「未於僱用專職、兼職人員或招募志願服務人員前，依法先行查閱」（監察院 102教調0023 調查報告[15]，p.11）。2026 年，監察院又糾正臺中市一所國小，學校「對教練具有猥褻前科竟毫未察覺，且任令教練證逾期仍續聘」（監察院 115教正0009[16]）。前科查得到，證照過期也查得到。這些都是他案，不能拿來推定本案學校也沒查；它們說明的是，入口查核漏掉，在臺灣是有官方紀錄、反覆出現的問題。
2012 年那次，臺北市政府怎麼回應監察院，值得多看一眼。市府書面答復說，學校太多、進用時機不一，「一一查核各校執行情形實有困難」；又說若要志工或專業教練自己去警察局查閱並提供資料，「將影響其到校服務意願，爰建請改以切結書方式辦理」。當時的教育局副局長則說，對課後師資「比較少查閱」，每年是以「自然訪視、聊天方式」了解上課情形（監察院 102教調0023 調查報告[15]，p.11）。換句話說，十三年前市府面對的難處（人力不夠、怕找不到教練），和第七節寫到的學校人力難處相似；而它當時的提案是讓教練自己簽名保證。
本案這一層卡在哪？我們不知道。報導只說他持有籃球協會的 A 級裁判證（鏡週刊[17]），沒說他有沒有教練證、學校有沒有把契約報局。握有答案的是教育局。
而且，就算每一所學校都查了，查核也只能擋下已經留下紀錄的人。這名教練據報導自承拍了十年，在本案通報以前，不適任系統裡沒有他的紀錄。對這樣的人，入口查核看到的是一片空白。監察院 2013 年的報告早就寫過同一件事：2005 年 8 月到 2012 年 11 月，全國學校向警政機關申請查閱 70,308 人，查到有性侵害加害人資料的只有 5 人；2012 年那名外聘教練沒有前科，聘用後卻有 17 名學童受害，所以監察院要求「於人員進用後，應建立訪視、訪談機制」（監察院 102教調0023 調查報告[15]，p.10–11）。這 5 人不能算成「查核擋下的人數」，因為被查的人裡本來有多少有問題，沒有人知道；它說明的是，有紀錄的人很少，查核能攔下的範圍就很窄。問題因此必須往下一層走：他進了校園以後，誰在看？
臺北市其實在 2013 年就訂了一份《社團活動性平環境檢核要項》，對象明白包括外聘教練：要求外聘指導教師（教練）「避免和學生有進行與課務或訓練無關之私人聯繫」，「應避免師生於隱密空間內，進行一對一個別指導」，社團時段要巡堂，更衣與淋浴場所要區隔、專人巡查、宜備反針孔偵測（北市檢核要項，學校轉載[18]，p.6）。這份要項確實在 2013 年 10 月 28 日由市府性平教育委員會通過（市府報告[19]），但條文我們只讀到搜尋引擎收錄的部分：更衣淋浴那一款寫到「宜備有反針孔偵測機制，並」就斷了，學校轉載的原檔現在打開是錯誤頁。
| 情境 | 現行公開規範 | 性質 |
|---|---|---|
| 私訊學生 | 北市 2013 檢核要項：避免與訓練無關的私人聯繫；教育部指引：避免半夜或假日單獨以通訊軟體閒聊 | 「避免」 |
| 一對一指導 | 北市 2013 檢核要項：避免在隱密空間一對一；教育部指引：單獨教學不可鎖門 | 「避免」 |
| 單獨接送、帶出校外 | 教育部指引：避免公務外單獨接送；外聘運動教練注意事項第 12 點：在校外執行工作須經學校同意 | 「避免」＋事前同意 |
| 更衣、淋浴空間的設備 | 北市：偵測器 3 年汰換、每 2 週巡檢、督學抽查、委外抽檢 | 明確、可稽核 |
| 成人進入學童廁所、淋浴間 | 我們已核對的公開規範中未找到明文規定＊ | — |
| 在私密空間使用手機或攝影 | 我們已核對的公開規範中未找到明文規定＊ | — |
| 零碎、低階的不舒服反映，誰記錄、誰拼起來 | 2013 年決議做社團訪談與教育局抽訪；我們已核對的公開規範中未找到疑慮記錄、彙整的明文規定或指定責任者，執行紀錄亦未找到 | 有設計，執行不明 |
| 疑似性別事件 | 知悉後 24 小時內通報（性平法第 22 條） | 法律義務 |
聘前查核、任職中管理與知悉後處理，哪一層仍缺可檢驗的責任安排？
同一年 7 月，市府性平教育委員會的會議紀錄寫得更清楚：教育局本來想對學校社團做全面問卷，學務、輔導主任開會後改成「各校進行社團訪談並由教育局進行抽訪」，並要求「外聘教師或教練立切結書，確認其已了解指導學生時應恪守專業倫理，謹守師生分際」；委員會決議照辦，由教育局「函發各校配合執行」（市府性平會會議紀錄[20]，p.3）。這是我們已核對的公開資料中，找到的主動問學生機制。
但把它和第二節那份監察院報告放在一起讀，形狀就不太一樣了。半年前，市府在監察院約詢時才說，查核各校有困難，建議用切結書代替讓教練自行查閱；教育局對課後師資的了解，是一年一次「自然訪視、聊天」。7 月的決議把這兩件事寫成正式做法：切結書內容是確認教練「了解」專業倫理，訪談由各校自己做、教育局抽訪。據此，我們認為（很可能）：2013 年的任職中機制，是在「查核做不到、又怕教練不來」的壓力下長出來的，主要靠教練自我承諾和學校自行訪談；對訪談頻率、紀錄與彙整責任，我們已核對的公開規範中未找到明文規定或指定責任者。會推翻這個判斷的證據是：教育局公開當年函發各校的訪談格式、頻率和歷年抽訪結果。
所以臺北不是沒有任職中的規則。我們把臺北國小外聘教練會碰到的規則重新列一次：
＊我們查了外聘運動教練注意事項全文（行政院公報刊登之教育部體育署 2022 年 9 月 23 日令）、北市外聘社團指導教師倫理守則範本（範本[22]），負面發現僅限這兩份規範：未找到這幾項的明文規定或指定責任者；《運動教練倫理守則》的現行官方版本我們還沒讀到（見文末「本報導的限制」）。
教育部指引出自專業倫理防治指引[23]，臺北市教育局 2025 年 3 月發函要各校「以附錄形式納入教職員工聘約參考」（教育局函[24]）。2023 年修法後，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有關的專業倫理，也被列為校園性別事件的一種（性平法第 3 條[25]）。
這張表最值得看的不是哪一格空著，而是哪一格最嚴。在這張表已核對的任職中管理措施裡，寫有具體巡檢頻率、留存紀錄與督學抽查要求的，是找藏起來的機器：教育局要求各校每 2 週至少巡檢一次並留校備查，另委請專業廠商到校抽檢，2024 年截至 11 月檢測 30 校「皆無異常」（市府對議會的書面答復[26]，p.82–83）。
也就是說，本案發生的這段時間，這套反針孔巡檢已經在運作；臺北 2013 年的檢核要項，也把反針孔偵測寫進更衣、淋浴場所的要求。巡檢能不能看見本案，要看手機是手持還是放置。三家媒體對起訴內容的轉述都指向同一邊：他是「趁學童不注意」、「持手機」在現場拍（見第一節）。教育局說偵測器包括紅外線鏡頭發現器與無線掃描，找的是留在空間裡的機器；若手機是拿在手上、不留在空間裡，巡檢員兩週來一次，看不到。
所以這一格最嚴的規則，很可能從一開始就對不準本案。我們已核對的私訊與隱密空間一對一規定，使用的是「避免」。
據此，我們認為：臺北的規則本身有一個制度漏洞（很可能）。我們已核對的公開規範，管制重點包括師生關係不要太私密、空間裡不要有藏起來的設備。對成年人進入學童如廁、淋浴的空間，或在裡面使用手機等攝錄裝置，我們已核對的公開規範中未找到明文規定；對零碎疑慮的記錄與彙整，也未找到明文規定或指定責任者。媒體對拍攝方式的描述，讓我們傾向前者。若起訴書原文寫明手機是放置的，這個判斷要改成「巡檢有規則，但沒抓到」（見文末「本報導的限制」）。第二層是執行不明：2013 年設計的學生訪談與教育局抽訪，是我們已核對的公開資料中，找到可能聽到孩子零碎反映的管道，有沒有在做、本案學校有沒有做，公開資料中找不到。握有答案的是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會推翻這個判斷的證據：教育局或該校其實有成人進入學生廁所、淋浴間的管制規定，或社團訪談有持續執行並留有紀錄。也要說清楚：2013 年的檢核要項寫的是「社團活動」，國小籃球校隊是否適用，公開資料沒有說明。
這個漏洞不是事後才看得出來。監察院一份 2021 年立案、檢討全國運動隊伍性平保護的調查報告，引用國際奧會的運動員保護手冊指出，騷擾與虐待的高風險情形包括「外地比賽住宿或發生在置物間及更衣室」（監察院 110教調0029[27]，p.14）。更衣室是高風險場景，國內的監察機關早已寫在報告裡。
本案通報前的經過看不到。但臺北市自己的紀錄裡，有兩次訊號確實出現過、而且到了大人手上。
第一次是 2012 年那起外聘教練案。兩名學生在游泳課時告訴學校生教組長，「有多名學生都曾經遭」這名教練侵害。學校隔天通報了一部分，但另有 3 名學生 6 月 4 日填了自述書，學校拖到 6 月 8 日才通報（監察院 102教調0023 調查報告[15]，p.3）。當時教育局副局長在監察院替學校解釋，說學校急著清查還有沒有其他受害學生，晚報「非屬無正當理由」（同上，p.3–4）。監察院糾正該校「未依法於24小時內通報；未依法設置校園安全」，也糾正「臺北市政府對於該校未依法通報，怠未依法科處罰鍰及懲處」（監察院 102教正0010[28]）。
第二次在 2024 年，訊號一路到了市府。一所高中合球隊的學生用 1999 檢舉球隊疑似性平事件，結果「球隊總教練、防護員和教官卻迅速得知訊息，還向學生施壓撤案」（公視[29]）。教育局事後承認，「涉性平案件未以密件方式提供，確實有行政疏失」，而且當初「因相信校方人員說詞為學生惡作劇，判斷非性平案件未督導學校進行通報，逕予結案」（市府新聞稿[30]）。資訊是怎麼外流的，目前只有人本基金會的指控，沒有官方認定。
全國層級的調查也看到同樣的形狀。監察院調查一起國中棒球教練案時，同隊另一名教練說：「我有看到黃教練親學生，會阻止他。咬背到瘀青有家長跟我反映過。」監察院認定他沒有依法通報（監察院 108教調0047[31]，p.8）。另一份調查寫出學生為什麼不說：「體育班學生怕通報之後會面臨退隊或被同儕排擠」（監察院 110教調0029[27]，p.4）；同一份報告也指出教育部對非專任運動教練的管理「僅以函釋公告，相關監督管理密度猶顯不足」（p.8）。臺中那起案子，監察院指學校讓教練利用休息室、貨櫃屋、宿舍等密閉場域，「對深夜留宿等高風險情境缺乏警覺」（監察院 115教正0009[16]）。
這些都是他案，不能拿來推定本案學校也這樣。它們說明的是一個在臺北反覆出現的機制：孩子說了，大人聽到了，但聽到的人自己判斷「不夠嚴重」或「是惡作劇」，訊號就停在那裡。 2024 年那次，做出「惡作劇」判斷的是教育局自己；2012 年那次，替學校晚報找理由的也是教育局，監察院仍然糾正了學校與市府。現行規定要到「知悉疑似事件」才啟動通報；比這低一階的不舒服、怪異、越界，誰該記下、誰該拼起來看，我們已核對的公開規範中未找到明文規定或指定責任者。
讀到這裡，很自然會想：外聘教練是外人，學校管不太到；換成天天在校內、受《教師法》管的正式教師，總該有人看得見吧？
回到開頭的第二起案件。檢方對周姓教師求刑 30 年（中央社[6]），並說他利用擔任導師、科任教師、樂高課後輔導老師，以及和學生打籃球的機會接近學生，以樂高、零食、電玩等作為誘因（中央社[8]）。
這件事是怎麼被看見的？中央社寫的是「多名男學生長大後才察覺自己受害，報警處理」，檢察官在 2026 年 7 月 23 日、8 月 4 日分別指揮搜索他的住處和學校（中央社[8]）。Newtalk 也寫是成年後的被害人檢舉才揭開（Newtalk[32]）。教育局說接到通報後隨即讓他停職（同上），並已解聘、終身不得任教，裁罰法定最高的 1350 萬元（公視[33]）。和教練案一樣，教育局沒有公布接到通報的日期，也沒有說通報從哪裡來。
正式教師這一欄的規則，和外聘教練是同一個形狀。現行《教師法》要求學校聘任前查詢，「已聘任者，應定期查詢」，查的是已經留下紀錄的情形（教師法第 20 條[34]）；其他老師沒通報的責任，從「知悉」疑似事件才開始算（第 14 條[35]）。這兩條的現行文字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施行至今（教師法沿革[36]）。在那之前的 2012 年版與 2014 年版，形狀也一樣：老師「知悉」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卻沒通報、致再度發生，才是解聘事由；查詢只寫「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細節交給教育部訂辦法（2012 年版教師法[37]、2014 年版第 14 條[38]）。那份辦法 2013 年 3 月才訂定，2014 年版仍只要求學校「於聘任」時查詢（查詢辦法 2014 年版第 7 條[39]）；「對於現職教育人員」每年定期查詢，要到 2020 年 6 月 28 日的修正版才寫進去（2020 年版第 5 條[40]、沿革[41]）。周姓教師被指控犯案的頭十年，正落在這之前；而就算每年查，查的仍是已經留下的紀錄。
公視訪問的一名非當事家長認為，孩子回家本來就會講學校的事，有沒有不當行為應該不難知道（公視[33]）。但起訴內容描述的受害者，是「毫無性知識、經驗，不知性行為意涵的幼小男童」（中央社[8]），很多人要到長大才知道發生過什麼。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的判讀是，他「掩飾得太好了」，可能讓校長、主任「非常放手的交給他」（公視[33]）。
據此，我們認為（很可能）：任職中沒有人被指定去看，這個缺口不是外聘教練獨有。兩起案件的身分和法規不同，結構卻相同：入口查的是紀錄，通報要等有人知悉；在教師案裡，公開報導能確認的揭發途徑，是被害人長大後自己報警。這只是一起案件，我們不能說十六年間學校從沒收過任何反映；那份紀錄在教育局和該校手上，沒有公開（見文末「本報導的限制」）。會推翻這個判斷的證據是：學校或家長在他任職期間就曾通報、啟動調查。
如果問題不在聘任身分，那該管的是什麼？
國外的做法不一定比較好，但有幾個國家換了一個問法：不只問這個人可不可信，也問這個場景是不是讓任何成年人都太容易單獨、隱密地接觸孩子。
美國 SafeSport：奧運與帕運體系下的運動組織必須遵守。成人與未成年選手的一對一互動「必須可被看見、可被打斷」；電子通訊必須公開透明，要副本給家長或另一名成人；更衣空間的互動要讓別人容易看見，並限制攝錄；交通接送也要可被看見、可被打斷，但可用每年的家長書面同意作例外（SafeSport MAAPP[42]、電子通訊說明[43]）。限制也要講清楚：它不適用與奧運體系無關的高中教練（SafeSport 資料說明[44]）；美國審計機關的報告也發現，SafeSport 多數案件以行政或管轄理由結案。我們沒找到能證明這套規則降低侵害的研究。
英國（英格蘭）：學校規範要求「所有低階疑慮都應以書面記錄」，並定期檢視，「以辨識出不當、有問題或令人擔心行為的可能模式」（KCSIE 2026[45]，¶522）。這正好對準第四節那個機制：不讓「聽到的人覺得不夠嚴重」成為終點。2022 年起，固定指導未滿 18 歲者的運動教練也被列入刑法上的「信任地位」（PCSC Act 2022 §47[46]）。
日本：兒少性暴力防止法（俗稱日本版 DBS）2026 年 12 月 25 日施行，除了查前科，還要求事業者及早掌握性暴力風險、建立諮詢與調查機制，並採取「避免與兒童接觸」的措施；補習班、運動俱樂部須申請認定才納入（こども家庭庁[47]）。還沒施行，沒有成效可言。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的兒童工作查核會持續監測新紀錄（NSW 教育部[48]）。
本案最直接的對照，是更衣室和淋浴間裡的大人與手機：
美國 SafeSport 明文規定：任何成年參與者或未成年選手，都「不得在更衣室使用任何設備的攝影或錄影功能」，例外只有經家長同意、組織核准、至少兩名成人在場而且所有人都穿好衣服的媒體或慶祝拍攝（SafeSport MAAPP 2025[42]，p.18）。這是奧運體系內的強制規定。
英國學校界通用的《安全工作實務指引》要求：成人進入學生更衣室前要先告知，只有學生確實需要監督時才留在裡面；成人不得用私人設備拍攝兒童（英國安全工作實務指引[49]，2022，§15、§24）。這份指引本身沒有法律效力。
英國的兒童保護團體 NSPCC 給運動組織的建議更直接：「建議禁止任何人在更衣和淋浴區使用這些設備」，指的是手機、平板等有鏡頭的東西，對象包括員工與志工；若成人與兒童不得不共用更衣設施，至少要有兩名與兒童同性別的工作人員在場（NSPCC 攝影指引[50]、NSPCC 更衣設施指引[51]）。這是建議，不是法律。
這三份規範都不是把大人擋在門外：孩子需要照顧、需要監督時，大人可以在場。它們管的是在場的條件：要先說、要有理由、最好兩個人，而且手機的鏡頭不能打開。
對照下來，臺北的「場景規則」其實比我們原本以為的多：私訊、一對一、帶出校外都有。差別在兩處：一是美國、英國都把更衣空間裡的「人」與「鏡頭」寫進規則，臺北已有藏匿設備的巡檢要求，但對成人進入私密空間及在其中使用手機，我們已核對的公開規範中未找到明文規定；二是英國要求把低階疑慮寫下來、拼起來看，臺北 2013 年設計了訪談，但對低階疑慮的記錄與彙整，我們已核對的公開規範中未找到明文規定或指定責任者。我們沒有找到證明這些規則降低侵害的研究；它們的價值在於讓「大人拿著手機出現在孩子更衣的地方」本身就成為一件該被攔下、該被說出來的事，而不必等到有人確定那是犯罪。
學校要查的外部人員很多：保全、導護志工、家長會聘的教練，審計部抽查發現有學校漏查（審計部報告[14]）。廁所偵測器每兩週巡一次，再加上巡堂、訪談，執行端未必有人力。
教練的一對一指導很多時候是正常且必要的，臺北的規則也只說「避免」隱密空間的一對一，不是全面禁止。若把「越界訊號」提前，就要同時回答：誰能看紀錄、保留多久、匿名反映怎麼處理、教練怎麼申訴。我們已核對的公開資料中，一項相關工具是：校園性別事件調查期間，學校在必要時可「中止當事人雙方執行教學、指導、訓練……之關係，或命行為人迴避」，但要經性平會決議（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52]第 26 條）。這個工具要等事件已經進入調查才能用；對尚未進入調查的較低階疑慮，我們已核對的公開資料尚未找到有程序保障的對應暫時措施；這不代表所有契約或校規都沒有其他安排。握有本案契約與校規的是學校及教育局；若其中已有對應程序，這項缺口判斷就須收窄。如何兼顧提早保護與程序保障，仍是設計問題。
家長有時就是聘用者。注意事項明文涵蓋家長會與家長個人自行聘用（外聘運動教練注意事項第 2、13 點，行政院公報刊登之教育部體育署 2022 年 9 月 23 日令），查核責任仍在學校。家長要的往往是一個能讓孩子打上球的教練，對他的了解可能只有這一面。
學生最難開口：怕被退隊、怕被同儕排擠（監察院 110教調0029[27]）。2024 年那次，學生開了口，換來的是教練施壓撤案。一個只等學生主動說出口的制度，等於把偵測責任放在最沒有權力的人身上；第五節的教師案裡，更小的孩子甚至要到長大才知道發生過什麼。
教育局這次知悉後的處理很快：24 小時內解聘、隔天督學入校，據單一媒體報導，一個月內完成不適任登錄。這是事後處理那一層運作正常的證據，我們照實寫。但事後處理做得快，不能回答通報前那一年多誰該看見。
這張表的形狀，比任何一條規則都說明問題：每一次出事，承諾都落在「查核」和「研習」；2013 年唯一對準「任職中誰在看」的訪談機制，之後在公開資料中找不到執行紀錄。本案發生後，教育局的公開說法仍是查核與訓練，沒有一句提到廁所、淋浴間裡的成年人與攝錄裝置。[7][15][20][30][53][54][55][56]
我們要直接批評的是：一個起訴書寫有 53 名被害人、行政調查認定 42 名學生受害的案件，截至 2026 年 10 月 10 日的公開資料查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沒有公開任何去識別化的檢討：通報怎麼來的、這名外聘教練怎麼被找進來、契約和教練證有沒有報局、學校的空間巡檢與社團訪談做了什麼，以及這次之後規則要怎麼改。性平調查報告依法保護當事人，不能公開是合理的；但制度檢討不是當事人隱私。宣布了全面清查卻沒公布結果，市民就無從判斷查了什麼；我們讀到的教育局 2026 年議會工作報告與上半年施政報告裡，也找不到這次清查的數字。同一個教育局，2026 年 7 月才因臺北市一所高中的教師案，被監察院在糾正案中指「未善盡適法監督職權」（2026-07-28 公告；為避免指認學校，連結只留在主張帳本）。這是資訊治理的問題，責任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 誰 | 何時 | 承諾 | 兌現到哪裡 |
|---|---|---|---|
| 教育部（監察院要求） | 2013 | 監察院調查報告要求教育部督導學校「於聘用後規範建立訪視、訪談機制」（監察院 102教調0023 調查報告，p.11–12） | 教育部是否依此訂出機制、內容與執行情形，公開資料中找不到 |
| 臺北市性平教育委員會 | 2013-07 | 各校社團訪談、教育局不定期抽訪；外聘教師或教練立切結書（會議紀錄，p.3） | 公開資料中找不到執行紀錄、訪談格式或抽訪結果 |
| 臺北市教育局 | 2024-02 | 強化落實陳情案件 SOP 管控、辦研習（市府新聞稿） | 市府 2024-03 修正全市陳情作業程序（北市法規），是否因此案而修，公開資料沒有說明 |
| 臺北市教育局 | 2026-04（媒體引述） | 「全面清查北市各校聘用情形」（聯合報）；「持續強化各校進用人員查核與教育訓練」（新生報） | 教育局曾發函請各校確認是否聘用這名教練或讓他協助運動訓練（北市教體字第1153035938號，學校轉載）。教育局 2026 年給議會的工作報告寫的「盤點」，是體育班與專任運動教練的配置，不是外聘教練適任清查（教育局議會工作報告，p.32）。截至 2026-10-10，公開資料中找不到全市清查的校數、人數、結果或完成日期 |
| 臺北市教育局 | 2026-04（媒體引述） | 提供受影響學生及家長心理與輔導資源；函請運動部及協會處理證照 | 公開資料中找不到執行情形 |
公開社群上，我們找到一則 2026 年 9 月的 PTT 發文和它轉貼的 Threads 影片貼文。發文者轉述一段直播內容，宣稱某位即將退休的校長包庇了有問題的教練，才導致學生被偷拍；同一段文字還接著提到臺北一所高中被監察院糾正、學生用 1999 陳情被洩密給教練。這是未經證實的說法，發文者沒有說明消息來源。[29][30]
我們拆開查了：後面兩件是真的，但都是別的案子（一件是臺北市一所高中的教師案，監察院 2026 年糾正；1999 外洩是 2024 年一所高中的合球隊，見第四節）。至於「校長包庇本案教練」，我們找不到任何公開文件支持，官方也沒有回應。我們不把它當事實，只當線索：如果屬實，學校性平調查是否處理了校長在通報前的作為，就是下一份該找的文件。
截至 2026 年 10 月 10 日，我們在 Threads、Facebook、Dcard 與 PTT 沒有找到能確認是本案家長、教師或教練的公開發言，多是新聞轉貼與校名猜測，我們不採用。搜尋不到不代表沒有。
發現越界應由學校主動承擔、教育局督導，不能只等孩子求救或犯罪留下紀錄。
確定：入口缺失同時涉及學校執行與教育局內控設計，不能全歸學校；審計也沒有交代局方首次知情時間（第二節，1：審計部[14]）。
很可能：任職中存在制度漏洞。已核公開規範對設備有具體巡檢要求，對成人進入學生私密空間、使用手機及疑慮彙整，未找到明文規定或責任者（第三節，2：巡檢答復[26]、3：訪談決議[20]）。
很可能：這個缺口不限於外聘身分。正式教師同樣只受紀錄查詢與「知悉」後通報約束，周姓教師案公開可確認的揭發途徑是被害人長大後報警（第五節，4：中央社[8]）。
確定：依第八節所列公開查核日期，教育局未公開清查結果與去識別化制度檢討，是資訊治理缺失。
目前責任在學校及教育局：應不分聘任身分，把任職中界線、疑慮處理與執行結果說清楚；若公開規範、訪談紀錄或司法原文顯示已有相應管制且確實運作，我們會改判。
提早限制能減少孩子承擔的風險，也可能傷害還沒受到公平調查的人的工作與名譽；暫時措施要怎麼受到檢驗，沒有現成答案。
假設球隊唯一的教練嫌規則麻煩而可能離開：孩子的學習機會有價值，一致的保護規則也有理由；等待、費用與成績上的損失要由家庭、學校還是政府承擔，很難取捨。
本報導只用搜尋得到的公開證據與資訊，沒有向任何機關索取資料，也沒有聯絡當事人。我們不能據此認定學校早已知情、沒有查核或巡檢，也不能保證採用外國規則就能防止本案。以下關鍵資訊我們拿不到，若公開可能改變結論：[3][4][7][8][9][10][12][14][17][18][19][33][37][38][39][40]
1. 教練案第一個通報的經過（握有者：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涉案學校、士林地檢署）：誰在什麼時候、看到什麼而通報；通報前有沒有學生、家長、老師反映過。若顯示通報前毫無可察覺的跡象，「早期訊號可能存在」的判斷要撤回；若顯示有人反映過卻沒有往上報，本案就和第四節的臺北前例屬於同一個機制。
2. 教練案的起訴書、延押裁定與日後的判決（士林地檢署、士林地院）：行為的起訖時間與校內行為方式。目前起訴期間來自兩家媒體對延押裁定的轉述；拍攝方式來自三家媒體對起訴內容的轉述（「利用兒童不注意之際」「持手機」），原件我們沒讀到；士林地檢署網站的新聞稿欄和司法院裁判書系統，我們都查過，沒有找到本案的起訴新聞稿或延押裁定。若起訴書寫明手機是放置、架設的，第三節的判斷要從「已核對公開規範中未找到明文規定，制度漏洞很可能」收窄為「巡檢有規則，但沒有發現」。
3. 教練的聘用紀錄（涉案學校、教育局）：聘用者是學校、家長會還是家長；任職起日；是否查過不適任系統；是否有教練證、契約是否報局；是否適用社團規則。若查核與報備都有做，責任更集中在任職中那一層。
4. 教練案學校的空間巡檢紀錄與社團訪談紀錄（學校性平會、教育局）：若顯示學校曾管制成人進入學生廁所、淋浴間，或訪談有持續執行，我們對「制度漏洞」的判斷要收窄為執行問題。
5. 教育局全市聘用清查的結果：查了幾校、幾人、發現多少漏查。
6. 2013 年《社團活動性平環境檢核要項》全文：市府文件確認它在 2013 年 10 月通過，但條文我們只讀到搜尋引擎收錄的部分，更衣淋浴那一款在「並」字截斷，學校轉載的原檔已打不開；後半可能還有更衣淋浴空間的人員規定，也可能說明是否適用校隊。
7. 運動部《運動教練倫理守則》現行官方全文：現行官方全文尚未核得。第三節負面發現僅限外聘運動教練注意事項全文及北市倫理守則範本（注意事項刊登在行政院公報，公報網站連線時好時壞，正文不放連結；全文已用 2026 年 10 月 28 日取得的原件逐點核對）；若現行官方版已有相關專條，第三節表格與制度漏洞判斷須收窄。
8. 臺北市議會對本案的質詢與答詢紀錄：兩輪共取得近四十份議會文件，都不是本案，不代表議會沒有討論過。
9. 周姓教師案的通報經過（握有者：臺北地檢署、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該校）：被害人何時報案、教育局何時接到通報、何時停職，十六年間有沒有學生、家長或同事反映過。臺北地檢署的起訴新聞稿我們還沒取得。若顯示他任職期間就有人通報並啟動調查，第五節「缺口不限於外聘身分」的判斷要收窄。
10. 2010 年至 2011 年間有效的《教師法》條文：2012、2014 年版與教育部查詢辦法各版我們已讀原文；2012 年以前的《教師法》版本還沒讀到。就算其中另有查詢規定，查的仍是既有紀錄，不改變第五節的判斷。
更正說明： 先前版本把審計查出的漏查全部歸為行政怠惰，並寫「教育局到審計抽查時才知道」。核對 113 年度審計報告原文後，我們撤回首次知情時間的推斷，補上教育局內控程序缺項及官方改善回覆。這使入口查核的責任分類更準確；任職中私密空間與手機規範的主要判斷不變。來源是第二節連結的審計報告乙-41至43。
臺北的學校查的是前科，掃的是藏起來的鏡頭；拿著手機走進女廁的教練、教了十六年的老師，都要等孩子開口或長大後報警才被看見。這一版並列周姓教師案，補上教師查詢規定的時間線，判斷改為任職中的偵測缺口不分聘任身分。
審計部確實發現部分臺北學校漏查，教育局的內控也有缺項；但本案學校有沒有查，教育局沒有公開。而且這名教練通報前沒有紀錄，就算查了也只會看到空白。
周姓正式教師案也一樣，入口只查紀錄、通報要等有人知悉，揭發途徑是被害人長大後報警。責任落在學校與教育局：兩者都沒有把任職中的偵測指定給任何人。
巡檢有在運作，但它找的是留在空間裡的機器。三家媒體轉述的都是本人持手機拍攝，這套巡檢很可能對不準本案。
截至 2026-10-10，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沒有公開清查的校數、人數或結果，議會工作報告裡也找不到。
判決會確認拍攝方式和行為期間，決定第三節的判斷要不要收窄。
可能交代通報來源、停職日期，以及任職期間有沒有人反映過。
這是目前最大的資訊治理缺口，也能驗收清查承諾。
會直接回應任職中沒有指定由誰去看的缺口。
提供「任職中風險管理」制度的國外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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