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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陽穿過百葉窗,照亮空無一人的投票空間、圈票屏風與素面投票箱。
插畫熟悉的投票場所,承載著對選擇如何形成的追問。

理解 v8 · 2026-11-15

台灣賄選:陣營買票被判刑,候選人為什麼仍能保住席位?

文章摘要

台灣已經能把用好處換票的人判刑;但陣營裡有人買票時,當選人要不要丟掉位子,仍靠法官一案一案推認,法律沒有寫明候選人要管好自己的陣營。

團隊請客換票已被判刑,當選人仍因無法證明知情保住席位。

圖解
圖解:一起立委選舉案的責任/團隊成員買票有罪確定,當選人卻保住席位/三名競選團隊成員/有罪確定/宴請26名有投票權的環保志工/當選人/保住席位/無法證明知情/陣營買票成立後,責任要如何算到當選人身上?/候選人如何管好陣營、盡責後如何免責?/數字出自本文:臺中高分院新聞稿/WALKINGBOOK
Drinking Librarywalkingbook.tw/inquiry/taiwan-vote-buying-accountability/
前情提要

台灣將於 2026 年 11 月 28 日舉行九合一地方選舉。[1] 買票不只涉及現金:一位立委候選人的三名團隊成員宴請 26 名有投票權的環保志工,三人有罪確定,當選人的當選無效之訴卻因無法證明知情而被駁回。[30] 台灣法院也曾把樁腳買票歸責到當選人,但仍須依個案證據認定,並非團隊有人犯罪就會失去席位。[48][50]

短評

防止栽贓是必要保障,卻不能成為不談陣營管理責任的理由。立法院、中選會與法務部應比較日本的做法,把哪些幹部犯罪會牽動席位、候選人如何證明已盡防範義務說清楚,讓代價不只落在出面買票的人身上。[43]

我們的判斷選了 76 年,台灣已經能把用好處換票的人判刑;但陣營裡有人買票時,當選人要不要丟掉位子,仍靠法官一案一案推,法律沒寫明候選人要管好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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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讀:我的追問與完整證據 ↓

一則競選團隊請志工吃飯的新聞,會讓人順著問:如果買票的人被判刑,候選人的席位是不是也該一起失去?台中一案,三名團隊成員有罪確定,法院卻因證據不足以證明當選人知情,駁回當選無效之訴(臺中高分院[30])。出面做事的人和取得權力的人,法律上是兩道問題。

我接著查的,是這兩道問題之間到底有多遠。只看這一案,很容易把法院想成永遠追不到候選人。但陳宜愔整理高雄分院一段期間的判決,32則當選人未起訴、不起訴或刑事無罪等判決裡,有21則仍判當選無效(判決研究[53])。它只是一個分院、特定檢索範圍的研究,卻已提醒我:刑事沒有判有罪,並不代表席位一定保得住。現有的路確實會走到當選人身上。

問題因此更精確了:候選人要對自己的陣營負什麼責任?法院從關係和證據判斷是不是共同買票,與法律直接要求候選人防範陣營犯罪,仍是不同的選擇。日本對特定陣營管理者買票設席位責任,也容許候選人證明已盡相當注意而免責(日本連座制[43])。這不是只把處罰加重,而是先把誰該管什麼寫清楚。

我的理解仍是,台灣能處罰利益換票,席位責任則靠法院逐案歸責。法務部、中選會與立法院應具體比較管理義務和免責條件。防止對手栽贓是合理的保障,要求取得權力的人管好團隊,也有同樣清楚的理由。這件事關係到每個投票的人:失去席位會動到沒有收錢的支持者的選擇;席位完全不受陣營行為影響,也會讓守規矩的選民承擔不公平。哪一條界線值得接受,應在看見這兩邊的代價後討論。

理解演變紀錄(5 篇)

2026 年 10 月看到花蓮秀林的新聞:一對參選的夫妻和一位公益協會負責人被羈押,檢方懷疑的是壽宴招待和一千到兩千元的禮金(中央社[2])。我的第一個反應很普通:什麼年代了,還有人這樣做?

接著看到數字,選前受理的賄選案超過兩千件。我想問的是「是不是越來越多」,查下去才發現沒人能回答。受理是開始查,不是定罪;找得到的數字有的是受理、有的是一審、有的是終審。最接近同一把尺的法務統計年報顯示,2018 和 2022 兩屆地方選舉前後的起訴人數差不多,看不出變多,也看不出變少。更奇怪的是,同一屆選舉,最高檢的表和法務部的新聞稿寫出的一審有罪人數對不起來,也沒有人解釋。握有完整資料的是法務部和最高檢,一份逐屆追到定讞的數列,到現在沒有公開。

往回查,舊式買票像一台機器。一份 1993 年縣長選舉的競選內部文件,一個鄉鎮裡三分之二的選民被列為買票對象,每票 300 元,由六百多個大小樁腳分下去(Wang & Kurzman[13])。後來司法獨立、查賄、刑度提高到三年以上,我目前的判斷是,這台機器很可能被拆掉不少。

但機器拆了,零件還在。奇怪的地方在法庭。最高檢自己編了一本無罪判決彙編:25 元的粽子不算、離投票還有五、六個月的茶葉禮盒不算、證人說法有瑕疵的現金也不算;還有一件,行賄的人有罪,候選人無罪(最高檢彙編[25])。要求證明「換票的約定」,保護了真正做慈善的人,我認為是對的。

本來我以為,候選人那一層幾乎追不到。查下去發現不是。最高檢收錄的一份指引,整理了 2015 到 2020 年的高等法院判決:有法院說,樁腳買票「即應視為當選人本人所為」;也有法院推論,助選的親友和團隊成員沒有理由自己出錢、冒著刑罰替人買票(最高檢參考指引[48])。法官其實已經自己往前走了一大步。奇怪的是,這一步不在法律裡。我讀到 2023 到 2025 年五件高等法院的案子,兩件當選無效、三件駁回:配偶是主要操盤手的,算到候選人頭上;關係遠一點、證據間接一點的,就推不到。同樣是團隊成員買票被判有罪,有的當選人下台,有的因為「尚無法證明」知情而保住席位。候選人要不要為陣營負責,取決於這一案的法官和這一案的證據。

這條線不是唯一的畫法。2000 年法務部公布的研究就建議學日本的連坐制,讓陣營買票的當選人當選無效。2005 年中選會主委在立法院說,連坐法「如果社會有共識」就會去做;一位檢察官在最高檢收錄的文章裡也提了同樣的建議;2018 年問到日本禁止候選人送禮的做法,法務部次長回答「這個我們可以來思考」。2007 年修法確實做了一種連坐,只是連坐的是政黨:候選人本人賄選判刑確定,罰推薦的政黨。陣營買票、候選人本人沒被判刑的那一塊,法律沒有寫,留給法官去推。我想知道當時是誰、用什麼理由決定停在這裡,就去讀了 2007 年那次修法的院會紀錄。罰政黨的條文、當選無效之訴的條文,都是宣讀後「照協商條文通過」,沒有一個人發言,整份紀錄裡找不到「連坐」兩個字(立法院公報[67])。取捨在黨團協商的房間裡做完了,公開的只有結果。而決定候選人要不要為陣營負責的人,正是下一次也要參選的立法委員。連坐制也有代價:被拿走的席位,也是沒收錢的選民投出來的。這是真正難的取捨。但一個二十多年裡被反覆提起、官員也一再說可以考慮的制度選擇,沒有人公開說明為什麼不做,這本身就說不過去;該回答的是法務部、中選會和立法院。

這件事和沒收過錢的人有什麼關係?選舉結果是大家一起承擔的,被人情綁住的票,稀釋的是所有人的票。而且灰色帶不只在選前的飯桌上。監察院在 2011 年就寫過,前臺北縣的民代配合款已成為「討好選民、酬謝樁腳」的財政資源(監察院[41])。那是合法的預算,用的是每個人繳的稅。

我現在的理解是:76 年來被消除最多的,是大規模、有組織、可被證明的現金買票;留下來的,是法律看不到的那一大片、一條由法官一案一案畫、法律自己不畫的責任線,以及一份始終沒有公開的帳。

選前常聽到一句話:某某黨最會買票。我想知道這句話站不站得住,就去找被起訴、被定讞的公職各屬哪一黨。近幾屆的,找不到;法務部和最高檢選後公開的只有總數。

現在公開、能逐年對照的,只有中選會處罰政黨的紀錄:累計 223 件,國民黨 176 件。國民黨被罰最多,這是事實。但這張表只數政黨推薦、本人判刑確定的人,無黨籍的參選人不在表上;它也沒有各黨推薦了多少人,算不出比率。網路上流傳的那句話,追到源頭,就是這張表和一份政黨代管網站的整理。

奇怪的是,那份帳法務部其實做過。2010 年,法務部回報總統裁示事項時,附了一張 2009 年三合一選舉的表,把各黨推薦人數和被起訴人數並列,更新到 2010 年 1 月底:國民黨推薦 667 人、37 人被起訴,民進黨 217 人、3 人,未經政黨推薦的 556 人、17 人。只有一屆、只到選後兩個月,不能說明 76 年;但在那一屆,就算把推薦人數算進去,國民黨推薦者被起訴的比率仍然最高。法務部當時拿這類統計證明自己辦案「並無藍綠之別」,還把表譯成英文和日文;附這張表的報告,法務部說會「定期對外公布」。四年後,立委在九合一選前問起,法務部次長的回答是:「我們並沒有就任何人的政黨屬性做統計」。同一個部會,一次拿政黨統計證明自己公正,一次說沒有做;之後各屆,我們都沒有再找到公開的版本。大家拿一張罰政黨的表去吵誰最會買票,不是因為帳做不出來。

讀中選會的一份會議紀錄時,我看到一個更奇怪的對照。2016 年,一個政黨為八年前推薦的立委候選人被罰,它申辯自己已經設了誓約書和查賄小組;中選會的回答是,只要推薦的人判刑確定,就「一律擬制為政黨責任」,同時認定這個政黨沒有證明自己推薦後真的約制過候選人,「難謂已盡法定之義務」。2025 年另一個政黨說它無從預料候選人半年後會虛偽遷籍,中選會也駁回了。這些來源都附在下面完整證據的〈哪一黨被罰最多?〉一節。依中選會在這些案子裡的解釋,政黨不必被證明授意就要受罰;候選人自己的陣營買票,卻要法官推認他知情才算數。同一部法律對這兩種責任的門檻差這麼多,為什麼這樣設計,到現在還沒有人公開說明。

有一件案子我讀了好幾次。一位立委候選人的三名競選團隊成員,用每人約 577 元的餐費宴請 26 名有投票權的環保志工,三人依《選罷法》第 99 條有罪確定。落選的對手接著對當選的立委提起當選無效之訴,2025 年 6 月被臺中高分院駁回確定:證據「僅足認定」三人辦了餐會,「尚無法證明」當選人知道(臺中高分院新聞稿[30])。買票的人有罪,席位留在原處。

把這件案子放回整部法律裡,我看到的是一條不對稱的責任線:收錢的選民和推薦的政黨都會被罰,只有拿到席位的候選人,要法官推認他知情,才須為陣營買票負責。

最底層是選民。收錢的人依刑法投票受賄罪處罰,2014 年到 2024 年 9 月,有 1053 人因此有罪(法務部統計處[11])。

最上層是政黨。2016 年,中選會為 2008 年一位立委候選人的賄選定讞,處罰推薦他的民進黨 140 萬元。民進黨說它設了誓約書和查察賄選小組;中選會回答,只要推薦的人判刑確定,就「一律擬制為政黨責任」,不論政黨有沒有授意(中選會第 479 次會議紀錄[55])。

中間那一層,門檻反而最高。法官不是沒有往前走:最高檢收錄的指引裡,有高等法院說樁腳買票「即應視為當選人本人所為」,也要求檢察官在幹部或親屬被起訴時,原則上對當選人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但同一份指引裡,也有法院仍要求證明當選人「共同參與、授意、同意、或默許」(最高檢參考指引[48])。同樣是團隊買票,有人下台、有人留任,看的是這一案的法官和這一案的證據,不是法律條文。

查案的人有他們的難處。法務部次長陳明堂 2018 年在立法院說,賄選的罰則並不輕,難的是「線索的問題」,連監聽時「大家都不願意講得很清楚」;被問到日本禁止候選人送禮的做法,他說「這個我們可以來思考」(立法院公報 107 卷 88 期[68])。要求證明換票的約定,保護了真正辦慈善、辦鄰里聚餐的人,這是對的。但法律既然能讓政黨為推薦的人負責,就也能讓候選人為自己的陣營負責。它沒有這樣選。

選擇的是誰?2007 年那次修法,罰政黨和當選無效之訴的條文,院會紀錄裡都是宣讀後「照協商條文通過」,沒有一個人發言說明理由(立法院公報 96 卷 73 期[67])。罰政黨原是法務部建議增列,立法理由是「使政黨妥慎推薦候選人,並於推薦後加以約束」(中選會第 479 次會議紀錄[55]),為什麼不同樣約束候選人,沒有人回答。做這個決定的,正是下一次也要參選的立法委員;法務部說可以思考之後,也沒有公開檢討了什麼;當選無效的案子有多少是陣營買票被推認、多少停在樁腳有罪,握有資料的法務部和司法院也沒有公開拆開。這些是法務部、中選會和立法院欠的回答。

候選人連坐有真實的代價:被拿走的席位,也是沒收錢、真心投票的人投出來的。但現在的安排並沒有避開代價,只是把它放到別處——收錢的選民、出面的幹部和親友、被罰的政黨都要負責,從那頓飯得到最多的人,最容易說一句「我不知道」。

一個選區只有一個席位,它也代表那些拒絕過紅包、從沒去過那種餐會的人。陣營可以讓別人去冒刑責、席位卻穩穩留著的時候,被稀釋的是每一張自由投下的票。

2025 年,一則法院新聞稿把兩件很難放在一起的事寫在同一篇:三名立委候選人的競選團隊成員,因宴請有投票權的環保志工,被判賄選有罪;當選人的席位卻保住了,因為法院認為證據不足以證明他知情(臺中高分院[30])。我想知道:買票已經成立,為什麼選舉結果還能有效?

往下查,得先把「買票成立」說準。送禮、請客不會自動變成犯罪,法律要求證明利益與投票的對價。但這也不等於沒有親口拜託,就能把交換藏進人情裡。最高檢對團體捐助案的檢討,要求查明的是明示或默示的投票請託(最高檢彙編[25])。法院要看整件事,不能把某一次無罪判決拆成幾個避開刑責的動作。

到了候選人這一層,問題又變了。證明團隊有人買票,和把買票算到當選人身上,是兩道門檻。法院已經試著從親屬、核心幹部和競選關係推認,有些判決還把樁腳的行為擴張算進當選人的行為;檢察官提起當選無效之訴時,也有較低的民事證明標準可用(最高檢參考指引[48])。苗栗一案甚至依買票者的經濟狀況與拜票時點等事證,把自稱不相識的樁腳連到當選人身上(臺中高分院[50])。所以不能說法院完全追不到候選人。但能不能追到,仍要一案一案判斷。

這份謹慎有值得保護的東西。候選人未必知道每一位助選者在做什麼;拿走席位,也會拿走沒有收錢、真心支持他的選民所作的選擇。另一方面,如果陣營買票帶來的選舉利益可以留下,只由執行的人承擔刑責,制度又如何要求參選者認真管住自己的團隊?

奇怪的是,同一部法律對推薦政黨另有安排。中選會在一件裁罰案裡解釋,推薦的候選人判刑確定,政黨不必被證明授意也要負責,同時認定該黨沒有證明自己推薦後盡到約制義務(中選會會議紀錄[55])。候選人對陣營的責任,卻沒有同樣的明文連坐(選罷法[24])。責任不是不能由法律連起來,而是立法者把它連在不同地方。

我目前的判斷是:台灣能處罰沒有說出口的換票,卻把陣營買票之後的席位責任,留給法院逐案推認。法務部、中選會和立法院應說明,為什麼選擇這條責任線,以及它保護了誰、又讓誰承擔代價。這和是否收過錢都有關:我們共同選出的人,應為協助他取得權力的人負多大責任?證明個人有罪需要謹慎,要求掌握選舉利益的人管理團隊,也需要有能說服公眾的規則。

2025 年,一則法院新聞稿說,立委候選人的三名競選團隊成員宴請有投票權的環保志工,賄選有罪確定;當選人的席位卻保住了,因為證據不足以證明他知情(臺中高分院[30])。我想知道的是:買票已經成立,這份選舉利益該由誰負責?

答案先要分成兩件事。一件是有人有沒有用利益換票,另一件是誰必須為這次交換負責。法院可以依競選關係和間接事證,把樁腳買票算到當選人身上,也有證據不足而駁回的案子(最高檢指引[48])。席位是否失效,仍要一案一案判斷。

追到修法討論,我讀到並保存的2006年委員會紀錄,載有防止對手栽贓的顧慮。內政部次長簡太郎的答覆要求法院嚴謹確認候選人涉入;同場也討論買票是否必須足以影響選舉結果(《立法院公報》95卷58期,pp.105–109;原站連結目前無法讀取,詳見下方完整證據的限制)。這份紀錄只足以說明該場討論的理由:查到多少票,和責任算到誰身上,是兩個不同問題。

保護候選人免受栽贓,是合理的事。失去席位也會影響那些沒有收錢、真心支持他的選民。但候選人沒有親自買票,是否就代表他對陣營如何拉票已盡責任?日本對特定陣營人員買票設席位責任,也設了候選人盡相當注意的免責條件,讓管理責任成為可以審查的問題(日本連座制[43])。台灣若要這樣做,必須把人員範圍、責任與免責條件寫清楚。

我的理解是:台灣已能處罰換票,陣營買票後的席位責任仍依個案證據決定。法務部、中選會和立法院應提出具體比較,說明怎樣既保護未涉入的人,也要求候選人管住替他爭取權力的團隊。這件事影響每一位投票的人:我們交出去的是共同生活的決定權,查案要謹慎,取得這份權力的人也應有清楚的責任。

完整證據:這篇怎麼查的台灣賄選 76 年:選了這麼久,為什麼選票還能用利益交換?
前情提要

2026 年 11 月 28 日是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投票日[1]。投票前一個多月,截至 10 月 19 日,檢察機關已受理賄選案 2302 件、涉及 2593 人,起訴 95 人[2]。同月,花蓮秀林鄉一對參選的夫妻和一位地方公益協會負責人被裁定羈押禁見,檢方懷疑他們用壽宴招待選民、發放禮金[4][2];這些都還是偵查中的指控。

台灣從 1950 年起已經選了 76 年[3]。法律對買票的刑罰一路加重,2005 年提高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17];1990 年代的司法改革之後,連議長選舉的買票也被追到定讞[20][21]。但法院要證明利益和投票之間有交換才算買票[25];陣營裡有人被判刑,當選人能不能保住席位,仍要一案一案判斷[30][48]。

這一版補上一份判決研究:高雄分院 2015–2019 年當選人刑事上沒被判有罪的 32 則判決裡,有 21 則仍判當選無效[53]。

  1. 1950 年戰後第一輪縣市長、縣市議員選舉,台灣地方選舉從此開始[3]
  2. 2005 年投票行賄刑度提高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並增訂議長選舉專條[17]
  3. 2007 年《選罷法》全文修正,投票行賄條文移到現在的第 99 條[18]
  4. 2025 年 10 月中選會報告政黨連坐累計裁罰 223 件,國民黨 176 件[65]
  5. 2026 年 10 月 19 日檢察機關受理賄選 2302 件,已起訴 95 人[2]
  6. 2026 年 11 月 28 日九合一地方選舉投票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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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

台灣賄選 76 年:選了這麼久,為什麼選票還能用利益交換?

前情提要:2026 年 11 月 28 日是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投票日(中選會公告[1])。投票前一個多月,檢察機關受理的賄選案已超過兩千件(中央社[2])。從 1950 年戰後第一輪縣市長、縣市議員選舉算起,台灣已經選了 76 年(檔案管理局[3])。這篇報導追的是:民主化、司法改革和越來越重的刑罰,到底消除了什麼,又有哪些用利益換票的方式還留著。

展開這段・還有 3 段、約 284 字

2026 年 10 月,一則花蓮的新聞上了全國版面:秀林鄉一對參選的夫妻——現任鄉長改選縣議員,丈夫接棒選鄉長——和一位地方公益協會負責人,三人被法院裁定羈押禁見(TVBS[4]、中央社[2])。檢方懷疑的手法很「傳統」:疑利用壽宴免費招待選民,在交流參訪時發放新台幣 1000 元到 2000 元的「禮金」(中央社[2])。檢調還懷疑部分錢來自協會善款,其中包括鄉公所撥給地方的回饋金(聯合報[5]);但主任檢察官也說,公益侵占的部分「還要再深入追查」(公視[6])。這些都還是偵查中的指控,羈押不等於有罪。

同一個月,屏東里港一位鄉民代表參選人的父親,被控以一票 1000 元買票。一位當地民眾對記者說:「有能力的話,根本不用賄選就會中啊。」(公視[7])

讀到這裡,最自然的問題是:什麼年代了,怎麼還有人賄選? 而且新聞裡的數字看起來很嚇人——是不是賄選越來越多了?

主線 1

「受理 2302 件」是不是代表賄選越來越多?

中央社引述的數字是:截至 2026 年 10 月 19 日,檢察機關受理妨害選舉案件 6415 件,其中賄選 2302 件、涉及 2593 人,已起訴 15 件、95 人(中央社[2])。法務部 10 月 7 日的新聞稿則寫,截至 9 月上旬受理 1780 件,其中賄選 984 件(法務部[8])。

圖 1

每年依《選罷法》起訴與確定有罪的人數

起訴人數有沒有一屆比一屆少?

起訴確定有罪
2016
392 人
256 人
2017
14 人
134 人
2018
1,160 人
40 人
地方選舉年
2019
1,200 人
528 人
含隔年 1 月總統立委選舉案件
2020
87 人
241 人
2021
21 人
99 人
2022
1,373 人
26 人
地方選舉年
2023
795 人
501 人
含隔年 1 月總統立委選舉案件
2024
147 人
190 人
2025
29 人
52 人

所有長條從 0 起算、共用同一刻度

資料來源:法務部統計年報,依《選罷法》起訴與確定有罪人數,2016–2025 年。起訴集中在地方選舉當年與次年:2018–2019 年合計 2360 人,2022–2023 年合計 2168 人。兩列是同一年報、同一口徑的年度人數,不是同一批被告,不能相除當作定罪率。數字包含《選罷法》所有罪名,不只賄選;不含依刑法起訴、收錢的選民;2019、2023 年也混入隔年 1 月總統立委選舉的案件。 [56][11]不能從這張圖推論:不能說賄選變少或變多。這組數字包含《選罷法》所有罪名,不只賄選;也不含依刑法起訴、收錢的選民;2019、2023 年也混入隔年 1 月總統立委選舉的案件。
展開這段・還有 9 段、約 533 字

但「受理」是檢察官收到案子、開始查,不是有人被定罪。要看一屆選舉最後真正判了多少,得等好幾年。我們找到的幾個數字,量的都是不同階段:

2022 年九合一選舉:法務部說,司法機關共起訴「賄選等案件」1395 件、1064 人,終審有罪 821 人;另提起 192 件當選無效之訴,114 件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法務部[8])。

2018 年地方選舉:法務部 2019 年 11 月的新聞稿說,起訴賄選案件 1383 件、2736 人,一審判決有罪 1663 人(法務部新聞稿[9])。這是一審,不是定讞。

這幾組數字,有的是起訴、有的是一審、有的是終審,截止時間和選舉層級也不一樣,不能排成一條線說「賄選變多」或「變少」。查緝、檢舉都會影響受理數;它不是實際買票人數。

連同一屆的官方數字都對不起來。同一份最高檢統計表裡,2018 年九種地方選舉的賄選起訴,我們逐列加總約 2621 人,到 2019 年 9 月 30 日一審有罪 617 人、還有 1930 人尚未判決(最高檢統計表[10]);六週後的法務部新聞稿卻寫一審有罪 1663 人(法務部新聞稿[9]),沒有寫截止日,也沒有解釋差在哪裡。

比較接近「同一把尺」的,是法務統計年報。它每年記錄地方檢察署起訴、以及執行確定有罪的《選罷法》人數:

有分母的數字可以參考法務統計處:它算出,2014 年到 2024 年 9 月刑法妨害投票罪的定罪率是 82.2%(法務部統計處[11],p.4)。

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法務部與最高檢握有每一屆選舉從受理、起訴到定讞的完整資料,卻沒有一份公開的、逐屆同口徑追到定讞的長期數列(見「本報導的限制」)。結果是:每次選前都有很大的數字,卻沒有人能回答賄選到底有沒有變少。

既然數字回答不了「多不多」,我們只好換個問法:買票這件事,原本是怎麼運作的?

主線 2

買票原本是一台什麼樣的機器?

國家檔案管理局的整理寫得很直白:「賄選、買票、黑金是長期以來即存在的不良選風」(檔案管理局[3])。但 1950、60 年代在野人士最常抗議的,其實不只是買票。

木製工作臺上,黃銅齒輪彼此咬合,多條棉繩穿過機件並延伸至畫外。
插畫齒輪與牽線,隱喻地方關係如何串起交換網絡。
展開這段・還有 4 段、約 424 字

歷史學者蘇瑞鏘整理當年的《自由中國》與省議會紀錄:1960 年第三度參選彰化縣長落選的石錫勳,指控黨部動員公教人員、學生和人民團體助選,全縣 420 個投票所的選務員都由國民黨推派,也提到「以金錢物質收買選票」;同年各地還有唱錯票、改圈選票、製造廢票的指控(蘇瑞鏘,2019,pp.99–102[12])。這些是當時人提出的控訴,不是法院認定;但它說明,那個年代的利益交換和行政動員、選務控制綁在一起。

最清楚的內部證據來自 1993 年。研究者王金壽和 Charles Kurzman 取得一個縣長選舉中國民黨競選總部的內部文件:在其中一個鄉鎮,21,161 名選民裡有 14,090 人被列為買票對象,占 66.6%,每票新台幣 300 元,由 647 名大小樁腳層層分配;但這個鄉鎮國民黨候選人最後只拿到 7,691 票,等於至少四成五的「已買」票沒有回來(Wang & Kurzman,2007,pp.233–239[13])。作者提醒,這個差額可能來自樁腳私吞、選民沒去投或改投,而且只是一個鄉鎮,不代表全台。

更有意思的是王金壽另一個發現:「沒有買票,國民黨的椿腳根本不知道如何爲其候選人動員。」(王金壽,2004[14])錢不只是買一張票,也是讓整個組織動起來、讓上層確認誰在做事的方法。

到這裡我們知道:舊式買票是有組織的系統,錢、樁腳和黨政資源一起運作。那麼,後來是什麼打斷了它?刑罰越來越重,為什麼還是沒有斷根?

主線 3

刑罰一路加重,為什麼沒有斷根?

先看法律。1980 年《選罷法》制定時,對候選人行賄最高五年,對團體「假借捐助」換票也已經入罪,當選無效之訴也已存在(1980 年版本[15])。1994 年增訂對選民投票行賄的專條,最高五年,並處罰預備買票(1994 年版本[16])。2005 年刑度提高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並為議長、副議長選舉增訂專條(2005 年版本[17])。2007 年全文修正,投票行賄條文移到現在的第 99 條(法規沿革[18])。

逐層加高的石牆下,粗壯樹根穿過土壤,延伸到牆的另一側。
插畫牆的高度與根的走向,邀請讀者從不同層次思考制度。
圖 2

76 年裡,選舉、法律與查賄各改了什麼

刑罰和查緝是什麼時候變的?哪些數字量的是什麼階段?

年份發生什麼數字口徑
1946首次縣市參議員選舉—
1950–1951第一屆縣市議員、縣市長選舉—
1960在野人士指控選務與買票控訴,非判決
1980《選罷法》制定:對候選人行賄最高五年、團體假借捐助入罪,已有當選無效之訴法律條文
1993一鄉鎮競選文件:66.6% 選民列為買票對象、每票 300 元單一鄉鎮的競選文件
1994增訂對選民投票行賄專條,最高五年法律條文
1995地方選舉受理 3038 件、起訴 871 人、一審有罪 573 人受理件數/起訴人數/一審有罪人數;地方選舉
2000法務部研究建議仿日本連坐制研究建議
2002高雄議長選舉每票 500 萬元,後定讞單一議長選舉的每票金額
2005刑度提高為三至十年,增議長選舉專條;中選會主委稱連坐法「如果社會有共識」會去做法律條文;官員發言
2007條號改為第 99 條;當選無效刪除「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要件;加入政黨連坐處罰法律條文
2011監察院指前臺北縣民代配合款成為酬謝樁腳的資源監察院調查報告
2014九合一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169 件、確定 135 件(至 2016 年底)當選無效之訴提起/確定件數;九合一選舉
2015–2020高等法院判決出現把樁腳行為「視為當選人本人所為」的擴張解釋判決見解
2018立法院質詢日本送禮禁止,法務部稱「可以來思考」官員發言
2022起訴 1064 人、終審有罪 821 人起訴人數/終審有罪人數;地方選舉
2025政黨連坐累計裁罰 223 件中選會累計裁罰件數
2026截至 10 月 19 日受理賄選 2302 件、起訴 95 人選前受理件數/起訴人數;地方選舉
資料來源:歷年《選罷法》條文與法規沿革、法務部與檢察機關統計、監察院調查報告、立法院質詢紀錄、中選會報告及研究文獻。法律與查緝在 199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代明顯加強。各列數字口徑不同(受理、起訴、一審、終審、裁罰),選舉層級也不同,不能互相比較。1960 年是在野人士的指控,不是判決;2026 年為選前數字,截至 10 月 19 日。 [3][12][13][15][16][17][18][21][22][23][41][46][53][65][2]不能從這張圖推論:不能說各列數字的高低代表賄選盛行程度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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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執法。1995 年馬英九喊出「有傳聞即查,有證據即辦」(總統府[19])。王金壽的研究指出,司法獨立改革讓「國民黨無法用司法來保護地方派系的貪污和買票」(王金壽,2006[20])。

最能說明這段轉變的案子是 2002 年高雄市議長選舉:法院認定朱安雄陣營以每票 500 萬元向新當選議員行賄,朱安雄被判三年半確定(自由時報,2006,存檔[21]);檢方是從扣案帳冊追金流,再靠經手人轉為污點證人破案(高雄地檢署[22])。這是議長間接選舉,和選民買票不能混算,但它顯示:到了 2000 年代,連議會龍頭的買票也會被追到定讞。

所以,法律沒有停在原地,查緝也確實會咬人。但 2026 年的新聞裡,一票 1000 元、壽宴、禮金照樣出現。官方自己怎麼看?2018 年 10 月在立法院,法務部次長陳明堂說「賄選的罰則並不輕」,難的是「調查有困難,就是線索的問題」:買票通常是候選人和投票人之間的約定,連監聽時「大家都不願意講得很清楚」(立法院質詢逐字稿[23])。重刑之外,讓買票在法庭上難以成立的,正是法律要求證明的那一件事。

主線 4

送月餅、請吃飯、招待旅遊,什麼時候才算買票?

第 99 條處罰的是:給有投票權的人賄賂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選罷法[24])。法律要證明的是利益與投票之間的「對價關係」;投票請託可以明說,也可以從行為中表達(最高檢彙編[25],p.4)。法院判斷時會看行為人的主觀意思、對象、時間、方法、價額,評價是否逾越社會相當性,而且「亦無所謂市價或行情之絕對標準」(臺中高分院 112 年度選上字第 20 號[26])。

桌上擺著月餅禮盒、茶壺與兩只茶杯,一條細線從禮盒鬆鬆連向空椅。
插畫禮物與空椅之間的細線,把人情與期待留作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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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容易誤會的地方:法律不必等選民答應才介入。買票者單方提出買票要約,叫做「行求」;經選民允諾,才是「期約」。前者已可能成罪,不必等到雙方談妥或真的交錢(最高檢偵查要領[27],p.93)。

這條標準在法庭上的結果是這樣的:

月餅:一位候選人送月餅禮盒,最高法院在 2007 年維持無罪,理由之一是贈送時沒有尋求支持、沒有夾帶文宣,收禮者也認為是協會送的(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233 號[28])。

救濟物資與救濟金:兩名參選人在慈善團體發放救濟物資和救濟金給低收入戶時到場,臺中高分院在 2023 年 11 月維持無罪,認為那「實屬一般性慈善救濟活動」,收受的人不致誤認物資是參選人提供的(司法院新聞稿[29])。

宴請環保志工:2023 年 11 月,一位立委候選人的三名競選團隊成員以每人約 577 元的餐費,宴請 26 名有投票權的環保志工,三人依《選罷法》第 99 條有罪確定(臺中高分院新聞稿[30])。

南京旅遊:新北一位里長和一位協會理事長,2023 年帶 14 人赴南京,自付機票、其餘食宿免費;一審因對價證明不足判無罪,二審改判兩年六月與四年八月,2026 年 9 月定讞(中央社[31])。

最高檢察署 2022 年自己編了一本《選罷法》無罪判決案例彙編,收錄 46 則案例,從無罪理由看得出這條線怎麼運作(最高檢彙編[25]):

價值與投票意願:每顆約 25 元的粽子,法院說「尚非得為換取選票之對價」;抗紫外線手套也被認為不足以影響投票意願(同上,pp.117、125–127)。

贈送時間與參選狀態:一盒 500 元的茶葉禮盒,送的時候離投票還有五、六個月,送禮的人也還沒被正式提名,法院反問收禮的人「又如何能產生投票行賄之聯想?」(同上,pp.137–138)。

證明不了是誰給的:一件指控每票 6000 元的案子,證人說法有瑕疵,扣案鈔票也驗不出可比對的指紋(同上,pp.86–88)。

樁腳有罪,候選人無罪:一件每票 500 元的案子,兩名行賄者判有罪,候選人卻因找不到參與或指示的證據判無罪;檢方的檢討是,補強後仍查不到候選人賄選的證據,「建議保守起訴為宜」(同上,pp.109–112)。

這些無罪案例顯示的難處,是檢方能否證明對價,不能把個案的無罪理由讀成送禮的通則。這對被告是應有的保障——慈善活動、鄰里聚餐不該因為辦的人要參選就被當成犯罪。檢方自己的宣導也這樣說:臺中地檢署檢察長 2026 年 9 月受訪時表示,不是一送禮、一請吃飯就構成賄選,「也不是禮品價值不高就一定沒有問題」,核心仍是「對價關係」(臺中地檢署[32]);最高檢 2026 年 5 月的新聞稿也說,構成要件須「有對價關係、足以影響投票意願」(最高檢新聞稿[33])。未開口要票、未夾文宣或用協會名義,都不是免責條件;困難在查證具體的利益與投票連結(最高檢彙編[25],pp.4、13–15)。

當事人如何解釋利益,還得和檢方指控分開看。2026 年 9 月,台北一位接受餐宴的里長參選人說「都沒有說選舉」,檢方則指其涉嫌設宴免費招待(公視[34]);新北中和一位里長解釋共餐發百元現金是因為「便當有訂,業者他們聽錯沒送」,檢方已起訴(公視[35])。

一般人還有一層難處是不敢說:一位嘉義縣長參選人說,民眾怕檢舉後在地方上被認出來、被排擠(聯合報[36])——這是參選人的說法,不是民眾本人的證詞。

法庭只處理「證明得了的交換」。那麼,那些完全合法、卻可能讓人覺得欠了人情的資源呢?

合法的公共資源,會不會也在換票?

這裡必須先分清三件事:法律上有證據的買票;可能涉及濫用公共資源或利益衝突的政治交易;以及合法、但值得檢討的人情和依附。後兩者不能因為「看起來像交換」就說成買票。

議員建議款是最常被討論的例子:議員可以建議地方政府把預算用在補助人民團體、採購設備或地方工程(呂正業,2020[37])。新北市議員 2024 年仍有每年 1200 萬元的額度,但主計處說各局處會先考量是否配合施政(中央社[38]);台北市總預算未編列議員配合款(中央社,2018[39]);基隆市 2026 年 10 月宣布,自 2027 年度預算起不再以個別議員名義定額分配(基隆市政府[40]),這仍是宣告,還沒執行。

官方早就這樣說過。2011 年,監察院調查前臺北縣改制前各鄉鎮市公所的追加預算後寫道,「地方民代配合款」已淪為地方民代的「私房錢」,成為「討好選民、酬謝樁腳與牟取不法利益的地方財政資源」,其動支「受樁腳因素或人際關係的選舉政治左右」;監察院因此糾正新北市政府和行政院主計處,並要主計處通函各地方政府檢討改善、列入考核(監察院調查報告[41],pp.69–71)。十多年後,新北市議員仍有每年 1200 萬元的建議款額度;我們沒有找到主計單位公開說明當年的通函後來改了什麼。這份報告談的是前臺北縣,不能直接套到每個縣市,也不等於認定任何人買票。

花蓮秀林案把這兩層接在一起:檢方懷疑的不只是禮金,還有錢是否從公益協會、甚至公所撥的回饋金流過來(聯合報[5])。如果查證屬實,那是公共資源被洗成選舉利益;如果不屬實,協會和受助的人也承擔了被懷疑的代價。這正是這一層的難處:辦活動的地方組織、真正需要救濟的人、和想用資源綁樁的人,常常出現在同一個場合。

台灣的法律主要守在「證明交換」這條線上。別的國家把線畫在哪裡?

主線 5

日本把捐贈禁令和陣營責任寫進法律

日本多了兩道防線。第一,公職選舉法第 199 條之 2 規定候選人「不問名義」不得對選區內的人捐贈,不必先證明換票約定(山口縣選舉管理委員會[42])。第二是「連座制」:候選人的秘書、組織運動管理者等因買票被判處禁錮以上之刑(含緩刑),即使候選人本人沒參與,當選也無效,並五年內不得在同選區參選;組織運動管理者類型若候選人已盡相當注意可免責(杉戶町選舉管理委員會[43])。擴大連座制是日本 1990 年代政治改革的一部分。1994 年 10 月 28 日眾議院政治改革調查特別委員會上,議員前原誠司說明,這次改革把「組織選舉運動管理者」也納入連座,要求「候選人本人」也必須努力不讓陣營出現違法,並追究候選人自己的責任(日本國會會議錄[44])。日本法院審理連座制時,把它理解為候選人負有防止陣營犯罪的「選舉淨化」義務,怠於履行就受制裁,並認為整體而言是必要且合理的手段(大阪高等裁判所判決[45],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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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看台灣。第120條列的是「當選人」有買票等行為,當選無效確定後,不因同一事由刑事無罪受影響(選罷法[24])。前面宴請環保志工的三名團隊成員有罪確定,立委的當選無效之訴卻被駁回,法院認為仍無法證明當選人知情(臺中高分院[30])。但這條路也確實追到過當選人:2014年那屆135件、2022年那屆114件當選無效確定(法務行政一年2016[46],p.39;法務部[8])。最高檢收錄的檢察官文章指出,2007年刪去「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後,法院更常以經驗法則推認,勝訴增加,配偶、父親或姊姊出錢買票也可能被歸到當選人身上(最高檢偵查要領[47],pp.232、235–239)。

2011年之後,法院推認得更遠了。最高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參考指引〉整理2015–2020年的高院判決:108年度選上字第24號把當選人直接、間接認可的樁腳買票,視為本人行為;104年度選上字第45號把團隊疏於選任、監督而任其買票,評為與本人親為無異。另一種路徑仍要求參與、授意、同意或默許,但可用間接事證推論,例如親友何以願意自掏腰包、甘冒刑責(最高檢參考指引[48],pp.247–249)。指引要求,幹部或親屬被起訴時,原則上提起當選無效之訴,除非有事證排除當選人知情或參與;民事只須證明到「高度蓋然性」,不用達刑事的「超越合理之可疑」(同上,pp.247、250)。

責任可以往上追,但結果仍依個案證據。我們讀到2023–2025年五則高院新聞稿,兩件當選無效、三件駁回。雲林一案,配偶是競選主要操盤手,被法院認為是當選人的「手足之延伸」(臺南高分院[49]);苗栗一案,買票者與當選人不相識且經濟不佳,仍冒刑責出錢,加上當選人拜票時點,足以推認概括知情容任(臺中高分院[50])。另兩案,一件5000元是借款或買票說法不一(臺南高分院[51]),一件未能證明當選人共同參與、授意或同意(臺南高分院[52]),連同志工餐會案都被駁回。日本的組織運動管理者買票連坐,不必推認候選人知情,候選人可證明盡相當注意免責;台灣現行法也沒有日本式「不問名義禁止送禮」的一般規定(選罷法[24])。

一組較有範圍的研究,也顯示刑事追不到當選人,席位仍可能失效。陳宜愔檢索高雄分院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5日的判決,排除無關案件後有36則;其中4則當選人刑事有罪,其餘32則未起訴、不起訴或刑事無罪等判決,有21則仍判當選無效(判決研究[53],p.71)。這是單一分院、特定關鍵字找到的判決,並非全國陣營買票的統計;但它讓我們更清楚看見,刑事有罪之外,台灣確有另一條追究席位的路。

日本提供的是提早介入、把陣營責任寫進法律的做法,現有材料還不足以證明它讓買票減少多少。台灣若採用,立法院須明定哪些助選者、哪些犯罪會牽動席位,以及候選人盡到監督義務時如何免責;代價是未參與犯罪的候選人與沒有收錢的支持者,也可能失去席位。

這不是新問題。2000 年,法務部公布一份由東海大學學者主持的研究,建議「仿造日本連坐制」,讓當選人的當選無效(法務部[54])。2018 年 10 月,立法委員陳賴素美質詢時提到日本的「候選人捐贈行為罪」,法務部次長陳明堂回答「這個我們可以來思考」,並說「如果法令上還有不足,我們願意再來檢討、改進」(立法院質詢逐字稿[23])。

我們保存的2006年委員會紀錄,能確認當時討論過兩個不同問題:買票是否必須足以影響選舉結果,以及別人買票何時算到候選人身上。關於後者,內政部次長簡太郎的答覆要求法院嚴謹確認候選人涉入,避免因別人主動買票而牽連候選人(《立法院公報》95卷58期,pp.105–109;原站連結目前無法讀取)。這只說明該場討論的保障理由,並非政府已完整比較日本式管理義務及免責條件;

中選會後來解釋,罰政黨是為了使政黨妥慎推薦、推薦後約束候選人(中選會第479次會議[55],p.19)。尚待回答的,是為何未另採日本那種要求特定陣營管理、也容許盡責免責的規則。現有可讀來源不足以交代整個修法過程的取捨,這裡不以院會未發言推論所有程序都未討論。

也要看到實際受罰的是誰。收錢的選民依刑法第 143 條「投票受賄罪」處罰。法務統計處的分析指出,2014 年到 2024 年 9 月,刑法妨害投票罪起訴 5015 人,其中投票受賄罪 2453 人,占 48.9%;同期裁判確定的人裡,投票受賄罪有罪 1053 人(法務部統計處[11],pp.2、6)。換句話說,十年裡有上千位選民因為收錢被判刑。

出錢的那一端呢?年報只有《選罷法》整體的起訴與有罪人數,沒有把候選人、樁腳和其他罪名分開(年報起訴表[56])。前面那兩屆一百多件當選無效確定的案子,公開資料沒有拆開是候選人親自買票、家人買票,還是陣營買票被推認,也沒有說有多少案子停在樁腳有罪、候選人無責。現有統計仍無法量出,陣營買票有多常被歸到當選人身上。

候選人的席位要逐案判斷,法律對推薦政黨卻另設明文「連坐」。實際上罰了誰?選前網路上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某某黨最會買票」,它站得住嗎?

主線 6

哪一黨被罰最多?這能說明誰買票最多嗎?

這類說法最常被引用的數字來自立法院:2023 年 12 月,民進黨立委鄭運鵬質詢時說,13 年來政黨連坐裁罰總計 203 案,國民黨 159 案、占 78.3%(中央社[57])。2026 年選前,時代力量代管的「台灣前進」網站也統計了議員參選人的刑事紀錄(台灣前進[58]),但它包含各種案由,起訴和有罪一起算,不能當成賄選排行。

圖 3

依選罷法第 112 條被處罰的政黨

法律唯一明文的連坐,實際罰了哪些政黨?

中國國民黨176 件
罰鍰 14,566.5 萬元
民主進步黨37 件
罰鍰 3,180 萬元
親民黨3 件
罰鍰 410 萬元
台灣民眾黨2 件
罰鍰 160 萬元
無黨團結聯盟1 件
罰鍰 115 萬元
中國民主進步黨1 件
罰鍰 130 萬元
台灣澎友黨1 件
罰鍰 65 萬元
大道慈悲濟世黨1 件
罰鍰 50 萬元
台灣整復師聯盟工黨1 件
罰鍰 50 萬元

所有長條從 0 起算、共用同一刻度;淺色延伸表示區間

資料來源:中選會業務報告 p.24 附表 5,依選罷法第 112 條累計裁罰,統計到 2025 年 10 月,共 223 件;被處罰的件數,國民黨約占八成(176 件)。表中沒有各黨推薦人數,無法換算比率。 [65]不能從這張圖推論:不能說哪一黨買票比較多,或哪一黨的參選人比較容易買票。
圖 4

陣營買票成立,哪些責任還要另外證明?

為什麼團隊有人被判刑,席位卻可能保住?

制度責任對象成立條件
台灣行賄者單方提出換票要約的「行求」已可能成罪,不必等選民答應
台灣當選人席位法院依個案事證判斷歸責;團隊有罪不自動使當選無效,也有不相識樁腳被推認到當選人的案例
台灣推薦政黨候選人本人犯所列罪判刑確定後裁罰;中選會所引案例不以政黨授意為必要,並檢查推薦後的約制義務
日本當選人席位所列組織運動管理者買票達法定判刑條件,可牽動席位;候選人證明已盡相當注意可免責
資料來源:最高檢偵查要領、臺中高分院新聞稿(志工餐會案、苗栗案)、中選會會議紀錄、日本杉戶町選舉管理委員會說明。個人犯罪、當選效力、政黨責任各有不同的成立條件。這張表比較的是法律條件與已核實的案例,不是全體案件統計;台灣部分依正文所引現行規範,日本部分依選管會說明的組織運動管理者類型。 [27][30][50][55][43]不能從這張圖推論:不能說台灣法院都追不到當選人、日本所有助選者犯罪都自動連座,或哪種制度已證明較能降低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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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去找源頭。最接近答案的一張表,法務部自己做過。2010 年,法務部回報總統裁示事項時,附上 2009 年三合一選舉(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的統計,把各黨推薦的候選人數和涉案被起訴的人數並列,還做成中、英、日文對照。4 月的版本更新到 2010 年 1 月底:國民黨推薦 667 人、37 人被起訴(5.5%),民進黨推薦 217 人、3 人(1.4%),未經政黨推薦的 556 人、17 人(3.1%)(法務部週年報告[59],pp.6、10、18)。1 月的版本另列被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的人數:國民黨 24 人(3.6%)、民進黨 4 人(1.8%)、無黨籍 11 人(2.0%);法務部拿這類統計說明「檢察官辦案並無藍綠之別」(法務部報告[60],pp.6、15)。

這張表有分母,但只有一屆、投票後兩個月的起訴數,不能推到 76 年。它證明了兩件事:這種統計做得出來,法務部也做過;而在那一屆,把推薦人數算進去之後,國民黨推薦的候選人被起訴的比率仍然最高。這張表附在法務部定期回報的辦理情形報告裡,法務部 2010 年 1 月說會「定期對外公布辦理情形」,但它自己的年報,那一年只列出 1 月和 4 月兩份(法務行政一年 99 年度[61],pp.132、328)。 之後各屆,我們沒有找到同樣的表:最高檢 2010 年五都選前的新聞稿強調查賄「絕不分黨派」,但選前、選後兩份都只有總數(最高檢選前新聞稿[62]、選後新聞稿[63]);2014 年 11 月 12 日,九合一投票前兩週,立委問受理的賄選案是否橫跨各黨,法務部次長吳陳鐶回答:「我們並沒有就任何人的政黨屬性做統計,不過據我們的了解,任何黨派都有被檢舉賄選的案件」(立法院質詢逐字稿[64])。現在公開、能逐年對照的依政黨數字,只剩中選會依第 112 條處罰政黨的紀錄。中選會 2025 年 10 月向立法院的業務報告寫,「迄今計裁罰 223 件,裁罰金額累計新臺幣 1 億 8,726 萬 5 千元」(中選會業務報告[65],p.11)。

國民黨被罰最多,這是確定的。但這張表回答不了「誰買票最多」,原因有四。第一,它數的是「件」,也不全是買票:223 件裡,對選民行賄 167 件,虛偽遷徙戶籍以妨害投票 53 件(同上,p.24,附表 4)。第二,它只數政黨推薦、而且本人判刑確定的候選人;無黨籍的參選人買再多票,也不會出現在這張表上,只起訴還沒定讞的、只有樁腳被判刑的,也都不在裡面。第三,它沒有分母:各黨歷年在各層級推薦了多少人,表上都沒有,所以算不出比率。第四,它落後很多年。2016 年 4 月,中選會才為 2008 年一位立委候選人的賄選定讞,處罰推薦他的民進黨 140 萬元(中選會第 479 次會議紀錄[55],pp.17–20)。

這件案子還露出責任門檻的對照。民進黨申辯已要求誓約、設查賄小組,沒有故意過失;中選會答覆,只要推薦的人判刑確定,就「一律擬制為政黨責任」,不論是否授意。同時,中選會認定該黨沒有提出推薦後約制候選人的具體佐證,「難謂已盡法定之義務」(中選會第479次會議紀錄[55],pp.17–21)。2025年另一件訴願也駁回政黨無從預料候選人半年後虛偽遷籍的申辯,要求推薦後善盡監督(中選會訴願決定[66],pp.1、4)。依這些個案的解釋,政黨不必被證明授意就受罰;當選人的席位責任,卻仍須法院從個案證據判斷。

2009 年有推薦人數的表,顯示那一屆的差距不全是推薦人數造成;要判斷長期情況,仍須逐屆統計。參選人由哪一黨推薦本來就登記在選務機關;2010 年法務部做得出這張表,還譯成英、日文對外說明,2014 年次長卻說沒有做政黨屬性的統計。公眾只能用罰政黨的表、政黨代管網站的整理去吵「誰最會買票」。這是資訊治理的問題,責任在握有資料、也做過這張表的法務部和最高檢。

主線 7

我們的判斷

選了 76 年,台灣已經能把用好處換票的人判刑;但陣營裡有人買票時,當選人要不要丟掉位子,仍靠法官一案一案推,法律沒寫明候選人要管好自己的人。(確定)

違法的 一位立委的三名團隊成員請 26 位志工吃飯,依《選罷法》第 99 條有罪確定(臺中高分院[30])。(確定)2011 年監察院糾正新北市政府和行政院主計處,因為前臺北縣的民代配合款(民代可建議用途的預算)被拿去酬謝幫忙拉票的樁腳(監察院調查報告[41])。(確定)

不合理的 同一案三人判刑,當選人保住席位;出面的人付了代價,用他們的人沒有。(確定)推薦的政黨不必被證明授意就受罰,當選人的席位卻要證明他知情。(確定)上千位收錢的選民被判刑,出錢的是候選人、家人還是樁腳,官方統計沒分開。(確定)法務部 2010 年做過依政黨分列的起訴表,說會定期公布;2014 年次長卻說沒做政黨統計。(確定)

合理的 法院要求證明錢和票之間有交換,保護了真正的慈善和鄰里聚餐。(確定)2006 年立法院委員會擔心有人栽贓候選人,這個顧慮是真的。(確定)法院也追到過當選人,2014、2022 年兩屆共兩百多件當選無效確定。(確定)

我們認為,防栽贓該靠寫清楚的免責條件;錯在法律只寫當選人本人,沒寫他要管陣營,席位才全看各案證據。(很可能)

立法院、中選會和法務部應該公開比較日本的連坐制:陣營特定幹部買票被判刑,候選人沒參與也失去席位,但能證明自己盡力防範就免責(日本連座制[43])。(很可能)法務部和最高檢應該逐屆公開追到定讞、分開出錢與收錢、依黨籍分列的統計。(確定)如果完整的判決分類顯示陣營買票幾乎都追得到當選人,或有紀錄顯示政府比較過日本做法後才放棄,我們會改寫這個判斷。

粗繩網懸在清澈淺水上,網中留著琥珀色石子,細小砂石散落水底。
插畫網眼與砂石,隱喻證明門檻如何影響我們看見的交換。
主線 8

留給你想的問題

該不該像日本一樣,禁止候選人對選區居民送禮——即使大多數禮物只是人情?

這樣可以提早介入,不必逐案證明送禮與投票的對價;代價是國家介入日常往來,真正的慈善、喪喜致意和地方組織的活動都可能被波及,而界線由誰來畫,本身也是權力。

選民選出的人,該不該因為陣營裡別人買票而失去席位?

連坐制可以要求候選人即使主張不知情,也須交代自己如何管理陣營;但被拿走席位的,也是沒有收錢、真心投給他的選民的選擇。選舉的公正和選民的意志,哪一個該優先?

假設一位里長多年幫你家處理大小事,選前請你吃一頓飯、送一份禮,你收下之後,投票時還能說自己完全自由嗎?

互惠和感恩是值得守住的人情;拒絕可能傷害鄰里關係,也可能冤枉一個真心服務的人。但如果每個人都覺得「這只是人情」,選票是在什麼時候變成回禮的?

本報導的限制

本報導只用搜尋得到的公開證據與資訊,沒有向任何機關索取資料。以下關鍵資訊無法取得,若公開可能改變結論:

部分立法院公報的當次存取限制:2005、2006、2007年三份原站PDF在host此次檢查未能取得,不代表永久失效。已持有的原文與歷史核對仍保留於研究紀錄;正文刪去2005年承諾引句及2007年逐條通過的敘述,2006年僅保留保存紀錄直接支持的該場答覆,讀者目前無法由原站連結獨立回查。2014、2018年相關引句改用已核對的立法院IVOD逐字稿。

逐屆同口徑、追到定讞,並分開行賄與受賄的查賄統計(握有者:法務部、最高檢察署)。目前公開的是不同階段的快照,以及只有 2016–2025 年、混合《選罷法》所有罪名的年報數列。若有完整數列,才能判斷賄選是否真的減少(影響判斷第 1、2 點)。當選無效確定的案子也沒有拆開是候選人本人、家人或陣營買票(影響判斷第 3 點)。

2026 年花蓮秀林案等個案的起訴書或判決。目前只有媒體轉述檢方指控,公益資金流向尚未查明。

1950–1980 年代的原始史料:本次依賴學術研究整理,尚未逐件核對《自由中國》、省議會紀錄與檔案原件;1993 年的買票資料只來自一個鄉鎮。

民眾自述的第一手說法:2026 年 10 月我們多次搜尋 Threads、Dcard 和 PTT,仍沒有找到能核對日期、事件與發文者身分的第一手爆料,多是網友討論請吃飯算不算賄選、轉貼新聞。正文用的是新聞受訪的民眾與參選人轉述,都未經證實。網路上流傳的「某黨買票最多」,源頭是政黨裁罰件數與政黨代管網站的整理。這不代表沒有民眾遇過,只代表公開、可核對的說法很少。

日本式候選人連坐、送禮禁止的方案比較與後續檢討:2006 年委員會已有防止栽贓、確認候選人涉入的公開說明,不能說政府從未交代理由。但這不是比較日本式陣營管理義務及盡責免責的紀錄。2005 年連坐法書面報告的後續公開版本、2018 年法務部質詢後的檢討、2007 年指定協商及行政院草案的完整方案比較,仍未核到(負責機關:立法院、中選會、法務部、內政部)。若有資料顯示曾比較並排除這項方案,對「尚待回答」的批評與改革建議應相應調整。

依政黨分類的起訴與定讞人數:我們只找到法務部 2010 年兩份報告裡 2009 年三合一選舉的表,截至投票後兩個月,沒有定讞數。之後各屆,法務部、最高檢、司法院的公開資料裡都沒有找到同類的表,法務部 2010 年 4 月之後的辦理情形報告也沒有找到(握有者:法務部、最高檢)。若有各屆依政黨分列、追到定讞的人數,才能判斷 2009 年的差距是否長期存在。

當選無效判決的完整分類統計:正文用的是最高檢指引整理的 2015–2020 年判決,以及我們讀到的 2023–2025 年五則高等法院新聞稿,不是抽樣,也不是全部。陳宜愔的研究提供高雄分院2015–2019年的刑民判決對照(判決研究[53],pp.71、75–76),但沒有提供全國親屬、幹部與樁腳的歸責分布,附表亦尚未逐案獨立覆核。沒有人公開過「親屬、幹部、樁腳買票,各有多少被推認到候選人」(握有者:司法院、法務部)。若完整統計顯示陣營買票幾乎都被推認,判斷第 3 點要改寫。

2026 年其他偵查中個案(彰化、高雄等):只有媒體轉述最高檢的資料。

可以說:現金與實物買票仍存在;查賄受理數量的是查緝,不是盛行率;2018、2022 兩屆地方選舉的《選罷法》起訴規模相近;未開口要票、未夾文宣、用協會名義,都不是排除賄選的條件;台灣未設日本式候選人連坐與一般送禮禁令,席位責任依個案事證歸責;監察院曾認定前臺北縣的民代配合款被用來酬謝樁腳;政黨連坐累計裁罰 223 件,國民黨約占八成;2009 年那一屆,國民黨推薦的候選人被起訴的比率最高。不能說:賄選變多或變少;76 年來哪一黨買票最多;現在都改用公共資源買票;建議款就是買票;偵查中的個案已成立犯罪。

附註:這篇查到哪裡、還缺什麼
本篇理解摘要(補充資料)
QUESTION RESOLUTION

目前願意承擔的理解

台灣處罰的是能證明的換票交易:行賄者和收錢的選民都會被判刑,推薦的政黨不必被證明授意也會受罰;當選人的席位卻要靠法院從個案證據推認,法律沒有規定候選人有管理陣營的義務,也沒有日本式「不問名義」的送禮禁令。官方統計沒有逐屆追到定讞、沒有分開出錢和收錢的人,也沒有依黨籍分列,所以賄選到底有沒有變少、哪一黨買得最多,現在都答不出來。這一版(2026-11-15)把上一版說「無法引用」的一份高雄分院判決研究補了回來:當選人刑事上沒被判有罪的 32 則判決裡,有 21 則仍判當選無效。這份研究只涵蓋一個分院,不是全國的歸責統計。

主張核對表(補充資料)
大家的懷疑選前受理 2302 件賄選案,代表賄選越來越多。被推翻

受理只是檢察官開始查,反映的是查緝和檢舉,不是買票人數;2018、2022 兩屆《選罷法》起訴規模相近。答不出賄選多寡,責任在握有完整資料、卻沒有公開逐屆追到定讞數列的法務部和最高檢。

網路上的說法某某黨最會買票。只對一部分

政黨連坐 223 件裡國民黨占 176 件,2009 年那一屆國民黨推薦者起訴比率也最高;但裁罰表沒有分母,也漏掉無黨籍和只有樁腳被判刑的案子。法務部 2010 年做過依政黨分列的表,之後沒有再公開,2014 年次長說沒做政黨統計,所以長期答案查不下去。

法務部說賄選罰則並不輕,難的是調查、缺乏線索。只對一部分

刑度確實一路加重,證明對價也確實困難;但席位責任卡在法律只寫當選人本人、沒寫候選人要管陣營,這是立法院和行政部門可以改的規則,不只是辦案線索的問題。

大家的懷疑抓到的都是樁腳,候選人都沒事。只對一部分

志工餐會案三人有罪、立委保住席位;但 2014、2022 兩屆共兩百多件當選無效確定,高雄分院研究裡刑事未獲有罪的 32 則判決也有 21 則判當選無效。能追到多少,沒有全國分類統計,司法院和法務部沒有公開。

still unknown · evidence-bounded

還不知道、而且會改變結論的

賄選到底有沒有變少?有沒有逐屆同口徑、追到定讞、分開行賄與受賄的查賄統計?

有完整數列才能判斷賄選是否真的減少,也才能比較出錢與收錢兩端被罰的情況。

我也想知道 →我有線索 →

2009 年之後各屆,被起訴與定讞的人各屬哪一黨?各黨推薦人數的分母是多少?

可以判斷 2009 年國民黨推薦者起訴比率較高的差距是否長期存在。

我也想知道 →我有線索 →

當選無效確定的案子裡,候選人本人、家人、幹部、樁腳買票各有多少?又有多少被推認到候選人?

如果完整分類顯示陣營買票幾乎都追得到當選人,我們對「席位全看各案證據」的判斷就要改寫。

我也想知道 →我有線索 →

中選會 2005 年承諾的連坐法書面報告、法務部 2018 年後的檢討,以及 2007 年修法,是否比較過日本式陣營管理義務與盡責免責方案?

若有紀錄顯示政府比較過並說明了排除理由,「尚待回答」的批評與改革建議要相應調整。

我也想知道 →我有線索 →

花蓮秀林案的錢,是否來自公益協會善款和公所回饋金?

若查證屬實,就是公共資源被轉成選舉利益的實例;若不屬實,協會與受助者承擔了被懷疑的代價。

我也想知道 →我有線索 →

一般民眾自己遇過的買票、送禮經驗是什麼樣子?

可以補上被買票一方的處境與壓力,目前只有新聞受訪者與參選人的轉述。

我也想知道 →我有線索 →

監察院 2011 年要求主計處通函各地方政府檢討民代配合款,後來改了什麼?

可以分清這是規則本身的漏洞,還是規則在、但沒有執行。

我也想知道 →我有線索 →

1950–1980 年代的買票與選務控制,原始史料怎麼記錄?

可以確認早期指控與學術整理是否吻合,並補上當年的法院裁判。

我也想知道 →我有線索 →
evidence gate

能說的,與還不能說的

證據撐得住

  • 檢察機關的賄選「受理」件數反映的是查緝與檢舉,不是實際買票的盛行率;受理、起訴、一審、終審的數字口徑不同,不能排成一條線說賄選變多或變少。 [2][8][9][10]
  • 依法務統計年報,《選罷法》起訴人數在 2018–2019 年合計 2360 人,2022–2023 年合計 2168 人,兩屆地方選舉的起訴規模相近。 [56]
  • 沒有開口要票、沒有夾帶文宣、用協會名義送禮,都不是排除賄選的條件;法院判斷的核心是利益和投票之間有沒有對價關係。 [25][26][32][33]
  • 台灣沒有日本式的候選人陣營連坐,也沒有「不問名義」禁止候選人送禮的一般規定;陣營有人買票時,當選人的席位要靠法院依個案事證判斷。 [24][30][42][43][48]
  • 當選無效之訴確實追到過當選人:2014 年九合一那一屆有 135 件當選無效確定,2022 年那一屆有 114 件。 [46][8]
  • 一份判決研究檢索高雄分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3 月的判決,在當選人刑事上未獲有罪的 32 則判決裡,有 21 則仍判當選無效。 [53]
  • 2011 年,監察院調查認定前臺北縣的地方民代配合款已成為討好選民、酬謝樁腳的財政資源,並糾正新北市政府和行政院主計處。 [41]
  • 依《選罷法》第 112 條被處罰的政黨累計 223 件,其中國民黨 176 件,約占八成。 [65]
  • 2009 年三合一選舉,截至 2010 年 1 月底,國民黨推薦的候選人被起訴比率為 5.5%,高於民進黨的 1.4% 與未經政黨推薦者的 3.1%。 [59][60]
  • 2014 年到 2024 年 9 月,刑法妨害投票罪起訴 5015 人,其中投票受賄罪 2453 人,占 48.9%;同期投票受賄罪有罪確定 1053 人。 [11]
  • 問題出在法律只寫了當選人本人的行為,沒有寫明候選人有管理陣營的義務;防栽贓的顧慮可以用寫清楚的免責條件處理。 [24][43][48][30]
  • 2026 年 10 月,花蓮秀林鄉一對參選夫妻與一位地方公益協會負責人被裁定羈押禁見,檢方懷疑他們用壽宴招待、在參訪時發放 1000 到 2000 元禮金,部分錢可能來自協會善款。 [2][4][5][6]

證據還撐不住

  • 賄選在 76 年裡變多或變少了。
  • 76 年來哪一黨買票最多,或哪一黨的參選人比較容易買票。
  • 現在的利益交換都改用公共資源,或議員建議款就是買票。
  • 台灣法院都追不到當選人,或陣營買票都會被推認到當選人。
  • 高雄分院那份研究的比例可以代表全國當選無效案件的歸責率。
  • 日本的連座制已經被證明能降低買票。
  • 政府從未說明不採日本式連坐的理由;也不能說政府已經完整比較過日本式陣營管理義務與盡責免責方案。
  • 花蓮秀林案等偵查中的個案已經成立犯罪,或錢確實來自公所回饋金。
  • 1960 年代在野人士的選務、買票指控是經法院認定的事實。
  • 1993 年那一個鄉鎮的買票比例可以代表全台。
watching

研究可以先停,懷疑不需要消失

2026 年 11 月 28 日投票後,法務部與最高檢公布的查賄受理、起訴人數

可以看選後數字是否仍只有總數,以及有沒有分開行賄與受賄、依黨籍分列。

花蓮秀林案是否起訴,起訴書怎麼認定公益協會善款與公所回饋金的流向

這決定公共資源被轉成選舉利益的懷疑會成立還是被推翻。

2026 年選後提起的當選無效之訴,以及法院怎麼處理陣營買票的歸責

可以檢驗「席位全看各案證據」的判斷是否持續成立。

基隆市 116 年度總預算案是否送進議會、是否真的取消以議員名義定額分配

基隆的改革目前仍只是宣告,要看有沒有執行。

中選會依第 112 條裁罰政黨的累計件數更新

政黨連坐數字落後很多年,新的裁罰可能改變各黨件數的分布。

立法院有沒有提出候選人陣營管理義務、送禮禁令或統計公開的修法案

這是我們建議的改革方向,也可能出現政府說明不採用理由的紀錄。

更新紀錄

  • 第8版 2026-11-15 更正:這一版更新(2026-11-15):上一版說一份當選無效判決研究的文字損壞、無法引用,這是錯的。我們讀到可讀的原文,補上它的發現:高雄分院 2015–2019 年當選人刑事上沒被判有罪的 32 則判決裡,有 21 則仍判當選無效。這份研究只涵蓋一個分院,核心判斷沒有改變。
  • 第7版 2026-11-15 更正:這一版更新(2026-11-15):我們讀到 2006 年 12 月立法院委員會的紀錄,政府當時曾公開說明要確認候選人涉入、防止對手栽贓,因此修正上一版「政府從未交代理由」的說法;仍待回答的,是政府是否比較過日本那種要求陣營管理、也容許盡責免責的做法。
  • 第6版 2026-11-08 小修:加上入口層:論點、前情提要、短評與圖解;原文內容不變
  • 第5版 2026-11-04 小修:加上入口層:論點、前情提要、短評與圖解;原文內容不變
  • 第4版 2026-10-30 更正:這一版更正兩處法律解讀:未開口要票、未夾文宣或用協會名義都不是免責條件,法院仍要查明示或默示的對價;當選人責任也不能用關係遠近概括,高院既有推認到不相識樁腳的案例,也有因證據不足駁回的案例。另補充單方提出買票要約的「行求」不必等選民答應。
  • 第3版 2026-10-30 看法更新:這一版更新(2026-10-30):新增「哪一黨被罰最多?」一節和圖 3,補上法務部 2010 年公開的 2009 年各黨起訴比率,以及之後各屆不再有同類統計的經過;「我們的判斷」第 1、3 點和結論跟著改寫。
  • 第2版 2026-10-27 看法更新:這一版更新(2026-10-28):新增〈哪一黨被罰最多?〉一節和政黨裁罰圖,加入法務部 2010 年公布的 2009 年依政黨分列起訴表,以及之後不再公開的經過,並據此改寫我們的判斷。
  • 第1版 2026-10-27 新題目

來源(68)

這題還沒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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