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點
台灣賄選 76 年：選了這麼久，為什麼選票還能用利益交換？
前情提要：2026 年 11 月 28 日是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投票日（中選會公告[1]）。投票前一個多月，檢察機關受理的賄選案已超過兩千件（中央社[2]）。從 1950 年戰後第一輪縣市長、縣市議員選舉算起，台灣已經選了 76 年（檔案管理局[3]）。這篇報導追的是：民主化、司法改革和越來越重的刑罰，到底消除了什麼，又有哪些用利益換票的方式還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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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0 月，一則花蓮的新聞上了全國版面：秀林鄉一對參選的夫妻——現任鄉長改選縣議員，丈夫接棒選鄉長——和一位地方公益協會負責人，三人被法院裁定羈押禁見（TVBS[4]、中央社[2]）。檢方懷疑的手法很「傳統」：疑利用壽宴免費招待選民，在交流參訪時發放新台幣 1000 元到 2000 元的「禮金」（中央社[2]）。檢調還懷疑部分錢來自協會善款，其中包括鄉公所撥給地方的回饋金（聯合報[5]）；但主任檢察官也說，公益侵占的部分「還要再深入追查」（公視[6]）。這些都還是偵查中的指控，羈押不等於有罪。
同一個月，屏東里港一位鄉民代表參選人的父親，被控以一票 1000 元買票。一位當地民眾對記者說：「有能力的話，根本不用賄選就會中啊。」（公視[7]）
讀到這裡，最自然的問題是：什麼年代了，怎麼還有人賄選？ 而且新聞裡的數字看起來很嚇人——是不是賄選越來越多了？
主線 1
「受理 2302 件」是不是代表賄選越來越多？
中央社引述的數字是：截至 2026 年 10 月 19 日，檢察機關受理妨害選舉案件 6415 件，其中賄選 2302 件、涉及 2593 人，已起訴 15 件、95 人（中央社[2]）。法務部 10 月 7 日的新聞稿則寫，截至 9 月上旬受理 1780 件，其中賄選 984 件（法務部[8]）。一個多月裡，賄選受理件數多了一倍以上。
圖 1
每年依《選罷法》起訴與確定有罪的人數
起訴人數有沒有一屆比一屆少？
2019 起訴1,200 人
含隔年 1 月總統立委選舉案件2023 起訴795 人
含隔年 1 月總統立委選舉案件所有長條從 0 起算、共用同一刻度；淺色延伸表示區間
資料來源：法務部統計年報，依《選罷法》起訴與裁判確定有罪人數，2016–2025 年。起訴集中在地方選舉當年與次年：2018–2019 年合計 2360 人，2022–2023 年合計 2168 人，兩屆規模相近。兩項是同一年報、同一口徑的年度人數，不是同一批被告，不能相除當成定罪率。數字涵蓋《選罷法》所有罪名，不只賄選；不含依刑法起訴、收錢的選民；2019、2023 年也混入隔年 1 月總統、立委選舉的案件。 [74][13]不能從這張圖推論：不能據此說賄選變少或變多：數字包含《選罷法》所有罪名，不只賄選；不含依刑法起訴、收錢的選民；2019、2023 年也混入隔年 1 月總統、立委選舉的案件。起訴與確定有罪不是同一批被告，不能相除當定罪率。展開這段・還有 12 段、約 849 字
但「受理」是檢察官收到案子、開始查，不是有人被定罪。要看一屆選舉最後真正判了多少，得等好幾年。我們找到的幾個數字，量的都是不同階段：
2022 年九合一選舉：法務部說，司法機關共起訴「賄選等案件」1395 件、1064 人，終審有罪 821 人；另提起 192 件當選無效之訴，114 件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法務部[8]）。
2018 年地方選舉：法務部 2019 年 11 月的新聞稿說，起訴賄選案件 1383 件、2736 人，一審判決有罪 1663 人（法務部新聞稿[9]）。這是一審，不是定讞。
2014 年九合一選舉：法務部說，到 2016 年底，起訴 1498 件、4063 人，提起 169 件當選無效之訴，135 件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法務行政一年 2016[10]，p.39）。這裡的起訴沒有寫明只算賄選。
2016 年立委選舉：最高檢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統計表，賄選起訴 187 件、789 人，一審有罪 283 人，終審有罪 137 人（最高檢統計表[11]）。
1995 年：時任法務部長馬英九報告，六種地方選舉受理 3038 件賄選案，起訴 871 人，一審有罪 573 人（總統府[12]）。
這幾組數字，有的是起訴、有的是一審、有的是終審，截止時間和選舉層級也不一樣，不能排成一條線說「賄選變多」或「變少」。檢察官查得越積極、檢舉越多，受理數就越高；它量的是查緝的力度，不是社會裡實際有多少人在買票。
連同一屆的官方數字都對不起來。同一份最高檢統計表裡，2018 年九種地方選舉的賄選起訴，我們逐列加總約 2621 人，到 2019 年 9 月 30 日一審有罪 617 人、還有 1930 人尚未判決（最高檢統計表[11]）；六週後的法務部新聞稿卻寫一審有罪 1663 人（法務部新聞稿[9]）。新聞稿沒有寫截止日，也沒有說是否包含收錢的選民，兩份都沒有解釋差在哪裡。
比較接近「同一把尺」的，是法務統計年報。它每年記錄地方檢察署起訴、以及執行確定有罪的《選罷法》人數：
這張圖能說的很有限：兩屆地方選舉的起訴規模差不到一成，看不出「越來越多」，也看不出「越來越少」。年報的起訴與確定有罪是不同時點、不同批的人，口徑還包含《選罷法》所有罪名與法人，所以從這張圖算不出定罪率。另外兩份有分母的數字可以參考：法務部說，2022 年那一屆起訴「賄選等案件」1064 人、終審有罪 821 人（法務部[8]）；法務統計處算出，2014 年到 2024 年 9 月刑法妨害投票罪的定罪率是 82.2%（法務部統計處[13]，p.4）。
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法務部與最高檢握有每一屆選舉從受理、起訴到定讞的完整資料，卻沒有一份公開的、逐屆同口徑追到定讞的長期數列（見「本報導的限制」）。2022 年那組數字甚至起訴「件」多於「人」，口徑也寫成「賄選等案件」。讀者無從判斷裡面混了什麼。結果是：每次選前都有很大的數字，卻沒有人能回答賄選到底有沒有變少。
既然數字回答不了「多不多」，我們只好換個問法：買票這件事，原本是怎麼運作的？
主線 2
買票原本是一台什麼樣的機器？
國家檔案管理局的整理寫得很直白：「賄選、買票、黑金是長期以來即存在的不良選風」（檔案管理局[3]）。但 1950、60 年代在野人士最常抗議的，其實不只是買票。
插畫齒輪與牽線，隱喻地方關係如何串起交換網絡。展開這段・還有 4 段、約 496 字
歷史學者蘇瑞鏘整理當年的《自由中國》與省議會紀錄：1960 年第三度參選彰化縣長落選的石錫勳，指控黨部動員公教人員、學生和人民團體助選，全縣 420 個投票所的選務員都由國民黨推派，也提到「以金錢物質收買選票」；同年各地還有唱錯票、改圈選票、製造廢票的指控（蘇瑞鏘，2019，pp.99–102[14]）。1957 年，在野候選人要求自己推派監察員到投開票所，當局以「於法無據，無法許可」拒絕（同文 p.105）。這些是當時人提出的控訴，不是法院認定；但它說明，那個年代的利益交換和行政動員、選務控制綁在一起。
最清楚的內部證據來自 1993 年。研究者王金壽和 Charles Kurzman 取得一個縣長選舉中國民黨競選總部的內部文件：在其中一個鄉鎮，21,161 名選民裡有 14,090 人被列為買票對象，占 66.6%，每票新台幣 300 元，由 647 名大小樁腳層層分配；但這個鄉鎮國民黨候選人最後只拿到 7,691 票，等於至少四成五的「已買」票沒有回來（Wang & Kurzman，2007，pp.233–239[15]）。作者提醒，這個差額可能來自樁腳私吞、選民沒去投或改投，而且只是一個鄉鎮，不代表全台。
更有意思的是王金壽另一個發現：「沒有買票，國民黨的椿腳根本不知道如何爲其候選人動員。」（王金壽，2004[16]）錢不只是買一張票，也是讓整個組織動起來、讓上層確認誰在做事的方法。他也發現，田野估計的買票比例遠高於問卷裡 25% 到 30% 的自陳比例（王金壽，1997[17]）——收錢的人多半不會說。
到這裡我們知道：舊式買票是有組織的系統，錢、樁腳和黨政資源一起運作。那麼，後來是什麼打斷了它？刑罰越來越重，為什麼還是沒有斷根？
主線 3
刑罰一路加重，為什麼沒有斷根？
先看法律。1980 年《選罷法》制定時，對候選人行賄最高五年，對團體「假借捐助」換票也已經入罪，當選無效之訴也已存在（1980 年版本[18]）。1994 年增訂對選民投票行賄的專條，最高五年，並處罰預備買票（1994 年版本[19]）。法律的洞也會被鑽：法務部 1998 年的一份函文記載，議員在當選名單公告前就為議長選舉收送賄款，法院屢以行為人當時還不是「有投票權人」為由判無罪，法務部認為這個見解「不無商榷之餘地」（法務部函[20]）。2005 年刑度提高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並為議長、副議長選舉增訂專條（2005 年版本[21]）。2007 年全文修正，投票行賄條文移到現在的第 99 條（法規沿革[22]）。
插畫牆的高度與根的走向，邀請讀者從不同層次思考制度。圖 2
76 年裡，選舉、法律與查賄各改了什麼
刑罰和查緝是什麼時候變的？哪些數字量的是什麼階段？
| 時間 | 發生什麼 | 數字口徑（階段／選舉層級） |
|---|
| 1946 | 首次縣市參議員選舉 | — |
| 1950–1951 | 第一屆縣市議員、縣市長選舉 | — |
| 1960 | 在野人士指控選務與買票 | 控訴，非判決 |
| 1980 | 《選罷法》制定：對候選人行賄最高五年、團體假借捐助入罪、已有當選無效之訴 | 法律條文 |
| 1993 | 一鄉鎮競選文件：66.6% 選民列為買票對象、每票 300 元 | 單一鄉鎮競選文件，非司法統計 |
| 1994 | 增訂對選民投票行賄專條，最高五年 | 法律條文 |
| 1995 | 受理 3038 件、起訴 871 人、一審有罪 573 人 | 受理／起訴／一審；地方選舉 |
| 1998 | 法務部函指法院屢判議長選舉公告前行受賄無罪 | 行政函釋；議長選舉 |
| 2000 | 法務部研究建議仿日本連坐制 | 研究建議 |
| 2002 | 高雄議長選舉每票 500 萬元，後定讞 | 終審；議長選舉 |
| 2005 | 刑度提高為三至十年，增議長選舉專條；中選會主委稱連坐法「如果社會有共識」會去做 | 法律條文；國會答詢 |
| 2005 | 立委抱怨中選會未派人赴日研究連坐法 | 國會質詢 |
| 2007 | 條號改為第 99 條；當選無效刪除「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要件；加入「候選人違法政黨連坐處罰」 | 法律條文 |
| 2011 | 監察院指前臺北縣民代配合款成為酬謝樁腳的資源 | 監察院調查；地方民代 |
| 2014 | 九合一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169 件、確定 135 件（至 2016 年底） | 民事當選無效之訴：提起／確定；地方選舉 |
| 2015–2020 | 高等法院判決出現把樁腳行為「視為當選人本人所為」的擴張解釋 | 二審判決見解 |
| 2018 | 立法院質詢日本送禮禁止，法務部稱「可以來思考」 | 國會質詢 |
| 2018–2019 | 依《選罷法》起訴 2360 人 | 起訴；含《選罷法》所有罪名，混入總統立委選舉案件 |
| 2022–2023 | 依《選罷法》起訴 2168 人 | 起訴；含《選罷法》所有罪名，混入總統立委選舉案件 |
| 2022 | 起訴 1064 人、終審有罪 821 人 | 起訴／終審；地方選舉 |
| 2026 | 截至 10 月 19 日受理賄選 2302 件、起訴 95 人 | 受理／起訴；地方選舉，選前 |
| 現行 | 第 112 條：只罰推薦政黨，且要候選人本人有罪確定 | 法律條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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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執法。1995 年馬英九喊出「有傳聞即查，有證據即辦」（總統府[12]）。王金壽的研究指出，司法獨立改革讓「國民黨無法用司法來保護地方派系的貪污和買票」（王金壽，2006[23]）。
最能說明這段轉變的案子是 2002 年高雄市議長選舉：法院認定朱安雄陣營以每票 500 萬元向新當選議員行賄，朱安雄被判三年半確定（自由時報，2006，存檔[24]）；到 2004 年，高雄市議會有 17 名議員因判決有罪須解職，達到補選門檻（人間福報[25]）。高雄地檢署自己的紀錄說明了案子怎麼破：檢方從扣案帳冊發現鉅款從公司流向經手人的戶頭再分筆領出，一位經手人在羈押庭轉為污點證人，供出調集資金與交付賄款的網絡，再由交款的人供出議員名單（高雄地檢署[26]）。這是議長間接選舉，和一般選民買票不能混算，但它顯示兩件事：到了 2000 年代，連議會龍頭的買票也會被追到定讞；而能追到出錢的人，靠的是金流和裡面的人開口。
所以，法律沒有停在原地，查緝也確實會咬人。但 2026 年的新聞裡，一票 1000 元、壽宴、禮金照樣出現。官方自己怎麼看？2018 年 10 月在立法院，法務部次長陳明堂說「賄選的罰則並不輕」，難的是「調查有困難，就是線索的問題」：買票通常是候選人和投票人之間的約定，連監聽時「大家都不願意講得很清楚」（立法院公報 107 卷 88 期[27]，p.263）。重刑之外，讓買票在法庭上難以成立的，正是法律要求證明的那一件事。
主線 4
送月餅、請吃飯、招待旅遊，什麼時候才算買票？
第 99 條處罰的是：給有投票權的人賄賂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選罷法[28]）。關鍵在「約」——利益和投票之間要有交換的約定，法院稱為「對價關係」。法院判斷時會看行為人的主觀意思、對象、時間、方法、價額，評價是否逾越社會相當性，而且「亦無所謂市價或行情之絕對標準」（臺中高分院 112 年度選上字第 20 號[29]）。
插畫禮物與空椅之間的細線，把人情與期待留作問號。展開這段・還有 17 段、約 1269 字
這條標準在法庭上的結果是這樣的：
月餅：一位候選人送月餅禮盒，最高法院在 2007 年維持無罪，理由之一是贈送時沒有尋求支持、沒有夾帶文宣，收禮者也認為是協會送的（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233 號[30]）。
救濟物資與救濟金：兩名參選人在慈善團體發放救濟物資和救濟金給低收入戶時到場，臺中高分院在 2023 年 11 月維持無罪，認為那「實屬一般性慈善救濟活動」，收受的人不致誤認物資是參選人提供的（司法院新聞稿[31]）。
白米加禮券：一審判三年，二審在 2024 年改判無罪（司法院新聞稿[32]）。
餐會加紅酒：在場的人都無法證明被告有「拜託或支持」的言論，一審在 2023 年判無罪（司法院新聞稿[33]）。
宴請環保志工：2023 年 11 月，一位立委候選人的三名競選團隊成員以每人約 577 元的餐費，宴請 26 名有投票權的環保志工，三人依《選罷法》第 99 條有罪確定（臺中高分院新聞稿[34]）。
南京旅遊：新北一位里長和一位協會理事長，2023 年帶 14 人赴南京，自付機票、其餘食宿免費；一審因對價證明不足判無罪，二審改判兩年六月與四年八月，2026 年 9 月定讞（中央社[35]）。
最高檢察署 2022 年自己編了一本《選罷法》無罪判決案例彙編，收錄 46 則案例，從無罪理由看得出這條線怎麼運作（最高檢彙編[36]）：
太便宜：每顆約 25 元的粽子，法院說「尚非得為換取選票之對價」；抗紫外線手套也被認為不足以影響投票意願（同上，pp.117、125–127）。
太早：一盒 500 元的茶葉禮盒，送的時候離投票還有五、六個月，送禮的人也還沒被正式提名，法院反問收禮的人「又如何能產生投票行賄之聯想？」（同上，pp.137–138）。
證明不了是誰給的：一件指控每票 6000 元的案子，證人說法有瑕疵，扣案鈔票也驗不出可比對的指紋（同上，pp.86–88）。
樁腳有罪，候選人無罪：一件每票 500 元的案子，兩名行賄者判有罪，候選人卻因找不到參與或指示的證據判無罪；檢方的檢討是，補強後仍查不到候選人賄選的證據，「建議保守起訴為宜」（同上，pp.109–112）。
無罪的判決多半不是說「送禮合法」，而是檢方證明不了交換的約定。這對被告是應有的保障——慈善活動、鄰里聚餐不該因為辦的人要參選就被當成犯罪。檢方自己的宣導也這樣說：臺中地檢署檢察長 2026 年 9 月受訪時表示，不是一送禮、一請吃飯就構成賄選，「也不是禮品價值不高就一定沒有問題」，核心仍是「對價關係」（臺中地檢署[37]）；最高檢 2026 年 5 月的新聞稿也說，構成要件須「有對價關係、足以影響投票意願」（最高檢新聞稿[38]）。但它也劃出一條很寬的灰色帶：只要不開口要票、不夾文宣、用協會名義，送什麼都很難被判為買票。
當事人的說法也落在這條帶上。2026 年 9 月，台北一位接受餐宴的里長參選人說「都沒有說選舉」，檢方則指其涉嫌設宴免費招待（公視[39]）；新北中和一位里長解釋共餐發百元現金是因為「便當有訂，業者他們聽錯沒送」，檢方已起訴（公視[40]）。
一般人也在這條帶上吵。2025 年一場黨內初選前，有參選人邀民眾看戲並送清潔用品，PTT 台南板的網友意見分成兩邊：一邊認為搭配初選文宣就有選舉意味，還質疑執法有雙重標準；另一邊認為要看活動時間、贈品和文宣的關聯、現場有沒有要人投票，不能直接說違法（PTT 台南板[41]；網友說法，未經證實）。執業律師的判讀也差不多：同樣請吃飯，差別在目的說不說得出口、對象有沒有挑過、時間離投票日多近（墨新聞[42]）。還有一層是不敢說：一位嘉義縣長參選人設反賄專線時說，民眾怕檢舉後在地方上被認出來、被排擠（聯合報[43]）——這是參選人的說法，不是民眾本人的證詞。
檢方也在追新工具。士林地檢署檢察長提醒，行動支付紅包、遊戲點數、虛擬貨幣都可能被用來送利益，「看不見現金，不代表查不到金流」（聯合報[44]）。但目前的材料只能說手法多了，不能說現金已被取代：2026 年的個案裡，一票千元和禮金仍在。
法庭只處理「證明得了的交換」。那麼，那些完全合法、卻可能讓人覺得欠了人情的資源呢？
合法的公共資源，會不會也在換票？
這裡必須先分清三件事：法律上有證據的買票；可能涉及濫用公共資源或利益衝突的政治交易；以及合法、但值得檢討的人情和依附。後兩者不能因為「看起來像交換」就說成買票。
議員建議款是最常被討論的例子：議員可以建議地方政府把預算用在補助人民團體、採購設備或地方工程（呂正業，2020[45]）。新北市議員 2024 年仍有每年 1200 萬元的額度，但主計處說各局處會先考量是否配合施政（中央社[46]）；台北市總預算未編列議員配合款（中央社，2018[47]）；基隆市 2026 年 10 月宣布，自 2027 年度預算起不再以個別議員名義定額分配（基隆市政府[48]），這仍是宣告，還沒執行。
研究給了兩個值得注意的發現。一篇碩士論文用全國競選連任議員的資料，發現拿到建議款對得票與連任有顯著正向效果（呂正業，2020[45]）；另一篇研究台北市兩個選區，發現多數議員偏向照顧自己的強勢地盤，各里的客觀需求反而沒有明顯影響分配（蘇郁如，2017[49]）。這不是犯罪證據，研究範圍也有限；但它說明，公共資源可以合法地流向「自己人」，而且和選票有關。
官方其實早就這樣說過。2011 年，監察院調查前臺北縣改制前各鄉鎮市公所的追加預算後寫道，「地方民代配合款」已淪為地方民代的「私房錢」，成為「討好選民、酬謝樁腳與牟取不法利益的地方財政資源」，其動支「受樁腳因素或人際關係的選舉政治左右」；監察院因此糾正新北市政府和行政院主計處，並要主計處通函各地方政府檢討改善、列入考核（監察院調查報告[50]，pp.69–71）。十多年後，新北市議員仍有每年 1200 萬元的建議款額度；我們沒有找到主計單位公開說明當年的通函後來改了什麼。監察院這份報告談的是前臺北縣的配合款與追加預算，不能直接套到每一個縣市，也不等於認定任何人買票。
花蓮秀林案把這兩層接在一起：檢方懷疑的不只是禮金，還有錢是否從公益協會、甚至公所撥的回饋金流過來（聯合報[5]）。如果查證屬實，那是公共資源被洗成選舉利益；如果不屬實，協會和受助的人也承擔了被懷疑的代價。這正是這一層的難處：辦活動的地方組織、真正需要救濟的人、和想用資源綁樁的人，常常出現在同一個場合。
秀林不是唯一一件。最高檢 2026 年 10 月提供給媒體的資料裡，還有彰化縣議長涉嫌用議會公款辦餐會賄選、並涉詐取公款，以及高雄一位市議員參選人涉嫌透過家人的漁會資源，用不實文件幫選民取得漁民資格和補助（聯合報[51]）。這些都還在偵查，羈押不等於有罪；但檢方自己在偵辦的案子裡，已經不只看現金，也在追公款與組織資源。
台灣的法律主要守在「證明交換」這條線上。別的國家把線畫在哪裡？
主線 5
別的國家把線畫在哪裡？
日本多了兩道防線。第一，公職選舉法第 199 條之 2 規定候選人「不問名義」不得對選區內的人捐贈，不必先證明換票約定（山口縣選舉管理委員會[52]）。第二是「連座制」：候選人的秘書、組織運動管理者等因買票被判處禁錮以上之刑（含緩刑），即使候選人本人沒參與，當選也無效，並五年內不得在同選區參選；組織運動管理者類型若候選人已盡相當注意可免責（杉戶町選舉管理委員會[53]）。擴大連座制是日本 1990 年代政治改革的一部分。1994 年 10 月 28 日眾議院政治改革調查特別委員會上，議員前原誠司說明，這次改革把「組織選舉運動管理者」也納入連座，要求「候選人本人」也必須努力不讓陣營出現違法，並追究候選人自己的責任（日本國會會議錄[54]）。日本法院審理連座制時，把它理解為候選人負有防止陣營犯罪的「選舉淨化」義務，怠於履行就受制裁，並認為整體而言是必要且合理的手段（大阪高等裁判所判決[55]，p.7）。
插畫兩道門檻，讓不同制度的防線與責任連結有了可想像的形狀。展開這段・還有 8 段、約 2895 字
英國不禁止一般招待。法律處罰的「招待」（treating），是以腐敗的方式提供飲食或娛樂，目的在影響他人投票或不投票，或是作為投票的回報（RPA 1983 第 114 條[56]）；但候選人本人或其代理人犯行，選舉法院可以宣告當選無效（RPA 1983 第 159 條[57]）。2015 年倫敦塔哈姆雷茨區長的當選就曾被選舉法院宣告無效（判決原文本次未能讀取，見「本報導的限制」）。美國聯邦法處罰為登記或投票付款、提議付款與收款（52 U.S.C. §10307(c)[58]）。
回頭看台灣。台灣有當選無效之訴，而且判決確定後不因同一事由刑事無罪而受影響（選罷法第 120 條[28]）。但條文列的是「當選人」本人有買票等行為。前面宴請環保志工的案子，三名團隊成員有罪確定，落選對手對當選的立委提起當選無效之訴，2025 年 6 月被臺中高分院駁回確定。法院說，證據「僅足認定」三人舉辦餐會，「尚無法證明」當選人知悉他們的賄選行為（臺中高分院新聞稿[34]）。這是不是代表台灣的當選無效之訴從來追不到候選人？不是。2014 年那一屆有 135 件、2022 年那一屆有 114 件當選無效確定（法務行政一年 2016[10]，p.39；法務部[8]）。一篇約寫於 2011 年的檢察官文章，整理 2008 到 2010 年各項選舉的當選無效判決，說明了這條路怎麼走（這篇文章在 2023 年由最高檢察署收進《選罷法偵查要領彙編》）：早年要件嚴格，往往只有當選人親自買票、或樁腳出面指認時才判得下來，「勝訴機率相當低」；2007 年刪掉「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的要件後，法院也越來越常用經驗法則推認，勝訴案件大增。尤其是配偶、父親、姊姊出錢買票，法院常認為候選人「完全事前毫無所悉」違背常理；競選團隊成員在服務處商量買票的案子，也有法院認定出於候選人「授意、默許」而判當選無效（最高檢偵查要領[59]，pp.232、235–239）。
但同一篇文章也寫出界線。法院對條文的「當選人」是否包含親友、助選員，見解分成兩派（同上，pp.235–237）；文章寫作當時，多數法院把「當選人」限於本人，若無法證明當選人和買票的人有犯意聯絡，「當選人之當選仍然有效」，現行規定「無法達到全面防堵」。作者的建議是「仿日本增列連坐制」、禁止挨家挨戶拜票，並參考韓國的同類規定（同上，p.244）。
那麼 2011 年之後，法院往哪邊走？同一本彙編裡另有一份〈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參考指引〉，整理 2015 到 2020 年間的高等法院判決，看得出推認走得更遠了。有的法院直接把樁腳算進「當選人」：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選上字第 24 號判決說，「當選人應擴張解釋包含樁腳之行為在內」，當選人直接、間接認可為他競選的人買票，「即應視為當選人本人所為」；臺中高分院 104 年度選上字第 45 號判決說，競選團隊對工作人員沒有足夠的選任、監督機制而任其買票，「實與當選人於擔任候選人時自己所親為，並無二致」。另一派仍要求證明當選人「共同參與、授意、同意、或默許」，但可以用間接事證推論；例如臺中高分院 108 年度選上字第 35 號判決認為，助選的親友與團隊成員「應無甘冒刑罰制裁」自己出錢買票（最高檢參考指引[60]，pp.247–249）。指引也要求檢察官：競選幹部或親屬被起訴時，原則上要對當選人提起當選無效之訴，「除非有事證可排除當選人知情或參與」；這是民事訴訟，只要證明到「高度蓋然性」，不必到刑事的「超越合理之可疑」（同上，pp.247、250）。
這讓候選人責任比我們原先以為的更有牙齒。但它是法官的解釋，不是法律條文，結果仍看每一案的事證。我們讀到 2023 到 2025 年高等法院的五則新聞稿，兩件當選無效、三件駁回。雲林一位鄉民代表的配偶是「競選事務之主要操盤手」，法院認定這位配偶是當選人「手足之延伸」，判當選無效（臺南高分院新聞稿[61]）；苗栗一位鎮民代表，兩名買票者和當選人素不相識、經濟能力不佳，卻甘冒刑責行賄，當選人又剛好在對方收錢前後去拜票，法院認定當選人「事先概括知情並容任」，當選無效確定（臺中高分院新聞稿[62]）。另一邊，嘉義一位鄉民代表的配偶交給第三人 5000 元，是委託買票還是借款，兩人說法不同，法院駁回（臺南高分院新聞稿[63]）；嘉義一位縣議員的案子，法院認為沒有證據證明當選人對買票者有「共同參與、授意、同意」，也駁回（臺南高分院新聞稿[64]）。再加上前面的環保志工案，在我們讀到的案子裡，至親和核心幹部買票的，法院推得到候選人；關係越遠、證據越間接，就越推不到。這五件不是抽樣統計，只說明線怎麼畫，不能說明多數案子落在哪一邊（見「本報導的限制」）。在日本，組織運動管理者買票被判刑，除非候選人證明已盡相當注意，本身就足以讓當選無效，不必推認知情；我們在現行選罷法的競選活動規定中，也沒有找到日本式「不問名義禁止送禮」的一般規定（選罷法[28]）。
這不是新問題。2000 年，法務部公布一份由東海大學學者主持的研究，建議「仿造日本連坐制」，讓當選人的當選無效（法務部[65]）。2005 年 11 月，一位立委在院會上要求中選會研究日本的連坐法，中選會主委張政雄回答：「連坐法如果社會有共識，當然我們也會去做。」並答應在下一個會期前提出書面報告（立法院公報 94 卷 63 期[66]，pp.52–53）。同月 10 日的另一場委員會上，立委謝文政抱怨，自己 5 月就要求派人赴日研究連坐法，對方卻說要派人去紐西蘭和斯里蘭卡，並請同僚「再鼓勵一下中選會」（立法院公報 94 卷 71 期[67]，p.31）。我們沒有找到那份書面報告公開；中選會 2006 年 10 月向立法院的業務報告，我們也沒有找到提及連坐的段落（立法院公報 95 卷 44 期[68]，p.53）。2018 年 10 月，立法委員陳賴素美質詢時提到日本的「候選人捐贈行為罪」，法務部次長陳明堂回答「這個我們可以來思考」，並說「如果法令上還有不足，我們願意再來檢討、改進」（立法院公報 107 卷 88 期[27]，p.264）。立法者後來確實做了一種「連坐」，但對象是政黨。立法院法制局 2006 年 10 月評估選罷法修正草案時，列出的項目包括「政黨因推薦候選人賄選等犯罪連坐處罰」（立法院法制局[69]）；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的整理也說，2007 年 11 月公布的全文修正（法規沿革[22]）加入了「候選人違法政黨連坐處罰」（國會圖書館[70]，p.1）。為什麼罰政黨、不讓候選人負責？我們讀了 2007 年 10 月 26 日二讀的院會紀錄：罰政黨的條文、當選後判刑停職的條文、當選無效之訴的條文，都是宣讀後由主席宣布「照協商條文通過」，沒有任何人發言說明理由；取捨是在朝野黨團協商裡定的，院會上宣讀的協商結論只列條文和處理決定，沒有附理由（立法院公報 96 卷 73 期[71]，pp.24–27、59–61）。整份紀錄裡沒有出現「連坐」兩個字。要不要讓候選人為陣營負責，做決定的正是下一次也要參選的立法委員；這樣的選擇沒有在公開紀錄留下任何理由，本身就是問題。唯一被保留到最後的賄選爭議，是有修正意見主張在投票行賄條文開頭加上「經登記為候選人後」——也就是只處罰登記參選之後的買票；11 月 6 日院會照協商條文通過，沒有採用這幾個字（同上，pp.27、55–56；立法院公報 96 卷 76 期[72]，p.145）。現行法裡最接近的就是兩條。第 112 條規定，政黨推薦的候選人犯賄選等罪判刑確定，按確定人數，各處推薦政黨 50 萬到 500 萬元罰鍰；第 117 條規定，當選人因賄選被判有期徒刑以上、未受緩刑時，自判決之日起停止職務（選罷法[28]）。但前者罰的是推薦的政黨，而且要候選人本人有罪確定；後者也要本人被判刑。從 2000 年的研究、2005 年的「如果社會有共識」、檢察官自己的修法建議，到 2018 年的「可以來思考」，我們在現行條文裡沒有看到候選人須為陣營買票負連帶責任、或選區內禁止送禮的規定，也沒有找到法務部、中選會或立法院公開說明後來檢討了什麼、為什麼不採。與此同時，台灣選罷法對自首與自白給予減刑或免刑，查獲候選人者甚至可免除其刑（選罷法第 99 條[28]），檢舉獎金依《鼓勵檢舉妨害選舉要點》，立委或直轄市長候選人賄選一案可達 1000 萬元（法務部主管法規[73]）。台灣的策略是「讓買票的人害怕被抓、讓知情的人願意說」，而不是讓候選人為整個陣營負責。
也要看到實際受罰的是誰。收錢的選民依刑法第 143 條「投票受賄罪」處罰。法務統計處的分析指出，2014 年到 2024 年 9 月，刑法妨害投票罪起訴 5015 人，其中投票受賄罪 2453 人，占 48.9%；同期裁判確定的人裡，投票受賄罪有罪 1053 人（法務部統計處[13]，pp.2、6）。換句話說，十年裡有上千位選民因為收錢被判刑。
出錢的那一端呢？年報只有《選罷法》整體的起訴與有罪人數，沒有把候選人、樁腳和其他罪名分開（年報起訴表[74]）。前面那兩屆一百多件當選無效確定的案子（2018 屆的數字我們沒有取得），公開資料沒有拆開是候選人親自買票、家人買票，還是陣營買票被推認，也沒有說有多少案子停在樁腳有罪、候選人無責。我們能看到的是個案裡反覆出現的同一個形狀：環保志工案三名團隊成員有罪、候選人的當選無效之訴駁回；彙編裡行賄者有罪、候選人無罪；高雄議長案能追到出錢的人，是因為金流和污點證人。追不追得到候選人，取決於法院願不願意從間接事實推認知情；這條線因案而異，公開統計回答不了它多常停在中間那一層。
主線 6
我們的判斷
選票還能換利益，主要不是因為刑罰太輕，而是刑法只抓得到「證明得了的交換」，候選人要不要為陣營負責，又取決於法院能不能推認知情。[2][8][15][16][23][28][34][36][45][49][50][60][61][62][71][74]
1. 確定：現金和實物買票沒有消失，2018、2022 兩屆起訴規模相近（見〈「受理 2302 件」…〉、圖1）。
2. 很可能：民主化與司法獨立打斷了有組織的買票機器，但人情網絡留了下來（見〈買票原本是…〉）。
3. 很可能：漏洞在制度設計。證明不了約定多半無罪；2015 年後已有多件高院判決從至親與核心幹部買票推認候選人知情（檢方整理的判決選集，不是統計），但這是法官解釋，在我們讀到的案子裡關係一遠就推不到。現行法只罰推薦政黨，沒有明文讓候選人為陣營負責（見〈送月餅…〉〈別的國家…〉）。
4. 很可能：民代配合款會被用來酬謝樁腳（監察院，前臺北縣）；各縣市是否形成換票，有理由懷疑（見〈合法的公共資源…〉）。
暫定結論：法務部與最高檢應公開逐屆追到定讞、分開行賄與受賄、並拆開當選無效類型的統計；法務部、中選會與立法院應正面回答要不要引進連帶責任與送禮限制。若定讞數列顯示長期大幅下降，或完整統計顯示陣營買票幾乎都推得到候選人，或研究顯示資源分配與得票無關，我們會修正第 2、3、4 點。
插畫網眼與砂石，隱喻證明門檻如何影響我們看見的交換。主線 7
留給你想的問題
該不該像日本一樣，禁止候選人對選區居民送禮，即使大多數禮物只是人情？
這樣可以不再依賴「證明約定」，把灰色帶切掉；但國家會介入日常往來，真正的慈善、喪喜致意和地方活動都可能被波及，而界線由誰來畫，本身也是權力。
選民選出的人，該不該因為陣營裡別人買票而失去席位？
連坐制讓候選人無法再說「我不知道」；但被拿走席位的，也是沒有收錢、真心投給他的選民的選擇。選舉的公正和選民的意志之間，很難取捨。
假設一位里長多年幫你家處理大小事，選前請你吃一頓飯、送一份禮，你收下之後，投票時還能說自己完全自由嗎？
互惠和感恩是值得守住的人情，拒絕可能傷害鄰里關係，也可能冤枉一個真心服務的人；但如果每個人都覺得「這只是人情」，選票就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變成回禮。
本報導的限制
本報導只用搜尋得到的公開證據與資訊，沒有向任何機關索取資料。以下關鍵資訊無法取得，若公開可能改變結論：[5][6][8][9][10][11][13][14][15][23][27][51][55][59][60][66][71][72][74]
逐屆同口徑、追到定讞，並分開行賄與受賄的查賄統計（握有者：法務部、最高檢察署）。目前公開的是不同階段的快照，以及只有 2016–2025 年、混合《選罷法》所有罪名的年報數列；2018 年同一屆的最高檢統計表與法務部新聞稿一審有罪人數對不起來，官方也沒有說明。若有完整數列，才能判斷賄選是否真的減少（影響判斷第 1、2 點）。2014 年選舉只取得法務部年度報告的總數，起訴沒有寫明只算賄選；最高檢同屆的分項統計表是掃描影像，機器辨識無法讀出可靠數字，本次沒有使用。當選無效確定的案子也沒有拆開是候選人本人、家人或陣營買票（影響判斷第 3 點）。
2026 年花蓮秀林案等個案的起訴書或判決。目前只有媒體轉述檢方指控，公益資金流向尚未查明。
1950–1980 年代的原始史料：本次依賴學術研究整理，尚未逐件核對《自由中國》、省議會紀錄與檔案原件；1993 年的買票資料只來自一個鄉鎮。王金壽 2006 年論文的全文檔案文字損壞，正文只引用摘要。
民眾自述的第一手說法：選前一個月（2026 年 10 月）我們再搜了一次 Threads、Dcard 和 PTT，仍沒有找到能核對日期、正文與發文者身分的原帖；找到的多是網友討論請吃飯算不算賄選，原頁也讀不到。正文用的是新聞受訪的民眾、PTT 網友討論與參選人轉述，都未經證實。這不代表沒有民眾遇過，只代表公開、可核對的說法很少。
政府為何未採候選人連坐制、未採送禮禁止的公開說明：中選會 2005 年答應提出的書面報告，以及法務部 2018 年之後的檢討結果，我們都沒有找到公開版本；2007 年修法選擇「政黨連坐」而不是候選人連坐，二讀與三讀的院會紀錄都沒有理由，實質取捨在朝野黨團協商裡決定，我們讀得到的只有協商結論的條文，沒有協商過程的發言紀錄；全國法規資料庫的沿革頁也只列公布日期（握有者：立法院、當時參與協商的各黨團；中選會、法務部）。若協商紀錄或行政院草案說明裡有人解釋為什麼不採候選人連坐，「沒有公開理由」這句要改。
當選無效判決的完整分類統計：正文用的是最高檢指引整理的 2015–2020 年判決，以及我們讀到的 2023–2025 年五則高等法院新聞稿，不是抽樣，也不是全部。一篇分析 2015–2019 年當選無效判決的論文，取得的檔案文字損壞，無法引用。沒有人公開過「親屬、幹部、樁腳買票，各有多少被推認到候選人」（握有者：司法院、法務部）。若完整統計顯示陣營買票幾乎都被推認，判斷第 3 點要改寫。
2026 年其他偵查中個案（彰化、高雄等）：只有媒體轉述最高檢提供的資料，最高檢原始新聞稿本次未取得。
英國 2015 年塔哈姆雷茨區長當選無效的判決原文被網站機器人驗證擋下，該句沒有附連結；日本連座制的最高裁判決本次沒有取得，正文改引大阪高等裁判所判決。
可以說：現金與實物買票仍存在；2014、2022 兩屆各有一百多件（135、114 件）當選無效確定（2018 屆未取得），2015 年後已有高院判決從至親與核心幹部買票推認候選人知情，但這是法官解釋、不是法律明文，在我們讀到的案子裡關係越遠越推不到；查賄受理數量的是查緝，不是盛行率；2018、2022 兩屆地方選舉的《選罷法》起訴規模相近；台灣刑法以「對價」為核心，送禮宴請多因證明不足而無罪；台灣沒有日本式的候選人連坐與送禮禁止，現行法只罰推薦政黨，而且要候選人本人有罪確定；監察院曾認定前臺北縣的民代配合款被用來酬謝樁腳。不能說：賄選變多或變少；現在都改用公共資源買票；建議款就是買票；偵查中的個案已成立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