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競選團隊請志工吃飯的新聞,會讓人順著問:如果買票的人被判刑,候選人的席位是不是也該一起失去?台中一案,三名團隊成員有罪確定,法院卻因證據不足以證明當選人知情,駁回當選無效之訴(臺中高分院[30])。出面做事的人和取得權力的人,法律上是兩道問題。
我接著查的,是這兩道問題之間到底有多遠。只看這一案,很容易把法院想成永遠追不到候選人。但陳宜愔整理高雄分院一段期間的判決,32則當選人未起訴、不起訴或刑事無罪等判決裡,有21則仍判當選無效(判決研究[53])。它只是一個分院、特定檢索範圍的研究,卻已提醒我:刑事沒有判有罪,並不代表席位一定保得住。現有的路確實會走到當選人身上。
問題因此更精確了:候選人要對自己的陣營負什麼責任?法院從關係和證據判斷是不是共同買票,與法律直接要求候選人防範陣營犯罪,仍是不同的選擇。日本對特定陣營管理者買票設席位責任,也容許候選人證明已盡相當注意而免責(日本連座制[43])。這不是只把處罰加重,而是先把誰該管什麼寫清楚。
我的理解仍是,台灣能處罰利益換票,席位責任則靠法院逐案歸責。法務部、中選會與立法院應具體比較管理義務和免責條件。防止對手栽贓是合理的保障,要求取得權力的人管好團隊,也有同樣清楚的理由。這件事關係到每個投票的人:失去席位會動到沒有收錢的支持者的選擇;席位完全不受陣營行為影響,也會讓守規矩的選民承擔不公平。哪一條界線值得接受,應在看見這兩邊的代價後討論。
理解演變紀錄(5 篇)
2026-11-15 初版
2026 年 10 月看到花蓮秀林的新聞:一對參選的夫妻和一位公益協會負責人被羈押,檢方懷疑的是壽宴招待和一千到兩千元的禮金(中央社[2])。我的第一個反應很普通:什麼年代了,還有人這樣做?
接著看到數字,選前受理的賄選案超過兩千件。我想問的是「是不是越來越多」,查下去才發現沒人能回答。受理是開始查,不是定罪;找得到的數字有的是受理、有的是一審、有的是終審。最接近同一把尺的法務統計年報顯示,2018 和 2022 兩屆地方選舉前後的起訴人數差不多,看不出變多,也看不出變少。更奇怪的是,同一屆選舉,最高檢的表和法務部的新聞稿寫出的一審有罪人數對不起來,也沒有人解釋。握有完整資料的是法務部和最高檢,一份逐屆追到定讞的數列,到現在沒有公開。
往回查,舊式買票像一台機器。一份 1993 年縣長選舉的競選內部文件,一個鄉鎮裡三分之二的選民被列為買票對象,每票 300 元,由六百多個大小樁腳分下去(Wang & Kurzman[13])。後來司法獨立、查賄、刑度提高到三年以上,我目前的判斷是,這台機器很可能被拆掉不少。
但機器拆了,零件還在。奇怪的地方在法庭。最高檢自己編了一本無罪判決彙編:25 元的粽子不算、離投票還有五、六個月的茶葉禮盒不算、證人說法有瑕疵的現金也不算;還有一件,行賄的人有罪,候選人無罪(最高檢彙編[25])。要求證明「換票的約定」,保護了真正做慈善的人,我認為是對的。
本來我以為,候選人那一層幾乎追不到。查下去發現不是。最高檢收錄的一份指引,整理了 2015 到 2020 年的高等法院判決:有法院說,樁腳買票「即應視為當選人本人所為」;也有法院推論,助選的親友和團隊成員沒有理由自己出錢、冒著刑罰替人買票(最高檢參考指引[48])。法官其實已經自己往前走了一大步。奇怪的是,這一步不在法律裡。我讀到 2023 到 2025 年五件高等法院的案子,兩件當選無效、三件駁回:配偶是主要操盤手的,算到候選人頭上;關係遠一點、證據間接一點的,就推不到。同樣是團隊成員買票被判有罪,有的當選人下台,有的因為「尚無法證明」知情而保住席位。候選人要不要為陣營負責,取決於這一案的法官和這一案的證據。
這條線不是唯一的畫法。2000 年法務部公布的研究就建議學日本的連坐制,讓陣營買票的當選人當選無效。2005 年中選會主委在立法院說,連坐法「如果社會有共識」就會去做;一位檢察官在最高檢收錄的文章裡也提了同樣的建議;2018 年問到日本禁止候選人送禮的做法,法務部次長回答「這個我們可以來思考」。2007 年修法確實做了一種連坐,只是連坐的是政黨:候選人本人賄選判刑確定,罰推薦的政黨。陣營買票、候選人本人沒被判刑的那一塊,法律沒有寫,留給法官去推。我想知道當時是誰、用什麼理由決定停在這裡,就去讀了 2007 年那次修法的院會紀錄。罰政黨的條文、當選無效之訴的條文,都是宣讀後「照協商條文通過」,沒有一個人發言,整份紀錄裡找不到「連坐」兩個字(立法院公報[67])。取捨在黨團協商的房間裡做完了,公開的只有結果。而決定候選人要不要為陣營負責的人,正是下一次也要參選的立法委員。連坐制也有代價:被拿走的席位,也是沒收錢的選民投出來的。這是真正難的取捨。但一個二十多年裡被反覆提起、官員也一再說可以考慮的制度選擇,沒有人公開說明為什麼不做,這本身就說不過去;該回答的是法務部、中選會和立法院。
這件事和沒收過錢的人有什麼關係?選舉結果是大家一起承擔的,被人情綁住的票,稀釋的是所有人的票。而且灰色帶不只在選前的飯桌上。監察院在 2011 年就寫過,前臺北縣的民代配合款已成為「討好選民、酬謝樁腳」的財政資源(監察院[41])。那是合法的預算,用的是每個人繳的稅。
我現在的理解是:76 年來被消除最多的,是大規模、有組織、可被證明的現金買票;留下來的,是法律看不到的那一大片、一條由法官一案一案畫、法律自己不畫的責任線,以及一份始終沒有公開的帳。
2026-10-27 更新
選前常聽到一句話:某某黨最會買票。我想知道這句話站不站得住,就去找被起訴、被定讞的公職各屬哪一黨。近幾屆的,找不到;法務部和最高檢選後公開的只有總數。
現在公開、能逐年對照的,只有中選會處罰政黨的紀錄:累計 223 件,國民黨 176 件。國民黨被罰最多,這是事實。但這張表只數政黨推薦、本人判刑確定的人,無黨籍的參選人不在表上;它也沒有各黨推薦了多少人,算不出比率。網路上流傳的那句話,追到源頭,就是這張表和一份政黨代管網站的整理。
奇怪的是,那份帳法務部其實做過。2010 年,法務部回報總統裁示事項時,附了一張 2009 年三合一選舉的表,把各黨推薦人數和被起訴人數並列,更新到 2010 年 1 月底:國民黨推薦 667 人、37 人被起訴,民進黨 217 人、3 人,未經政黨推薦的 556 人、17 人。只有一屆、只到選後兩個月,不能說明 76 年;但在那一屆,就算把推薦人數算進去,國民黨推薦者被起訴的比率仍然最高。法務部當時拿這類統計證明自己辦案「並無藍綠之別」,還把表譯成英文和日文;附這張表的報告,法務部說會「定期對外公布」。四年後,立委在九合一選前問起,法務部次長的回答是:「我們並沒有就任何人的政黨屬性做統計」。同一個部會,一次拿政黨統計證明自己公正,一次說沒有做;之後各屆,我們都沒有再找到公開的版本。大家拿一張罰政黨的表去吵誰最會買票,不是因為帳做不出來。
讀中選會的一份會議紀錄時,我看到一個更奇怪的對照。2016 年,一個政黨為八年前推薦的立委候選人被罰,它申辯自己已經設了誓約書和查賄小組;中選會的回答是,只要推薦的人判刑確定,就「一律擬制為政黨責任」,同時認定這個政黨沒有證明自己推薦後真的約制過候選人,「難謂已盡法定之義務」。2025 年另一個政黨說它無從預料候選人半年後會虛偽遷籍,中選會也駁回了。這些來源都附在下面完整證據的〈哪一黨被罰最多?〉一節。依中選會在這些案子裡的解釋,政黨不必被證明授意就要受罰;候選人自己的陣營買票,卻要法官推認他知情才算數。同一部法律對這兩種責任的門檻差這麼多,為什麼這樣設計,到現在還沒有人公開說明。
2026-10-30 更新
有一件案子我讀了好幾次。一位立委候選人的三名競選團隊成員,用每人約 577 元的餐費宴請 26 名有投票權的環保志工,三人依《選罷法》第 99 條有罪確定。落選的對手接著對當選的立委提起當選無效之訴,2025 年 6 月被臺中高分院駁回確定:證據「僅足認定」三人辦了餐會,「尚無法證明」當選人知道(臺中高分院新聞稿[30])。買票的人有罪,席位留在原處。
把這件案子放回整部法律裡,我看到的是一條不對稱的責任線:收錢的選民和推薦的政黨都會被罰,只有拿到席位的候選人,要法官推認他知情,才須為陣營買票負責。
最底層是選民。收錢的人依刑法投票受賄罪處罰,2014 年到 2024 年 9 月,有 1053 人因此有罪(法務部統計處[11])。
最上層是政黨。2016 年,中選會為 2008 年一位立委候選人的賄選定讞,處罰推薦他的民進黨 140 萬元。民進黨說它設了誓約書和查察賄選小組;中選會回答,只要推薦的人判刑確定,就「一律擬制為政黨責任」,不論政黨有沒有授意(中選會第 479 次會議紀錄[55])。
中間那一層,門檻反而最高。法官不是沒有往前走:最高檢收錄的指引裡,有高等法院說樁腳買票「即應視為當選人本人所為」,也要求檢察官在幹部或親屬被起訴時,原則上對當選人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但同一份指引裡,也有法院仍要求證明當選人「共同參與、授意、同意、或默許」(最高檢參考指引[48])。同樣是團隊買票,有人下台、有人留任,看的是這一案的法官和這一案的證據,不是法律條文。
查案的人有他們的難處。法務部次長陳明堂 2018 年在立法院說,賄選的罰則並不輕,難的是「線索的問題」,連監聽時「大家都不願意講得很清楚」;被問到日本禁止候選人送禮的做法,他說「這個我們可以來思考」(立法院公報 107 卷 88 期[68])。要求證明換票的約定,保護了真正辦慈善、辦鄰里聚餐的人,這是對的。但法律既然能讓政黨為推薦的人負責,就也能讓候選人為自己的陣營負責。它沒有這樣選。
選擇的是誰?2007 年那次修法,罰政黨和當選無效之訴的條文,院會紀錄裡都是宣讀後「照協商條文通過」,沒有一個人發言說明理由(立法院公報 96 卷 73 期[67])。罰政黨原是法務部建議增列,立法理由是「使政黨妥慎推薦候選人,並於推薦後加以約束」(中選會第 479 次會議紀錄[55]),為什麼不同樣約束候選人,沒有人回答。做這個決定的,正是下一次也要參選的立法委員;法務部說可以思考之後,也沒有公開檢討了什麼;當選無效的案子有多少是陣營買票被推認、多少停在樁腳有罪,握有資料的法務部和司法院也沒有公開拆開。這些是法務部、中選會和立法院欠的回答。
候選人連坐有真實的代價:被拿走的席位,也是沒收錢、真心投票的人投出來的。但現在的安排並沒有避開代價,只是把它放到別處——收錢的選民、出面的幹部和親友、被罰的政黨都要負責,從那頓飯得到最多的人,最容易說一句「我不知道」。
一個選區只有一個席位,它也代表那些拒絕過紅包、從沒去過那種餐會的人。陣營可以讓別人去冒刑責、席位卻穩穩留著的時候,被稀釋的是每一張自由投下的票。
2026-10-30 更新
2025 年,一則法院新聞稿把兩件很難放在一起的事寫在同一篇:三名立委候選人的競選團隊成員,因宴請有投票權的環保志工,被判賄選有罪;當選人的席位卻保住了,因為法院認為證據不足以證明他知情(臺中高分院[30])。我想知道:買票已經成立,為什麼選舉結果還能有效?
往下查,得先把「買票成立」說準。送禮、請客不會自動變成犯罪,法律要求證明利益與投票的對價。但這也不等於沒有親口拜託,就能把交換藏進人情裡。最高檢對團體捐助案的檢討,要求查明的是明示或默示的投票請託(最高檢彙編[25])。法院要看整件事,不能把某一次無罪判決拆成幾個避開刑責的動作。
到了候選人這一層,問題又變了。證明團隊有人買票,和把買票算到當選人身上,是兩道門檻。法院已經試著從親屬、核心幹部和競選關係推認,有些判決還把樁腳的行為擴張算進當選人的行為;檢察官提起當選無效之訴時,也有較低的民事證明標準可用(最高檢參考指引[48])。苗栗一案甚至依買票者的經濟狀況與拜票時點等事證,把自稱不相識的樁腳連到當選人身上(臺中高分院[50])。所以不能說法院完全追不到候選人。但能不能追到,仍要一案一案判斷。
這份謹慎有值得保護的東西。候選人未必知道每一位助選者在做什麼;拿走席位,也會拿走沒有收錢、真心支持他的選民所作的選擇。另一方面,如果陣營買票帶來的選舉利益可以留下,只由執行的人承擔刑責,制度又如何要求參選者認真管住自己的團隊?
奇怪的是,同一部法律對推薦政黨另有安排。中選會在一件裁罰案裡解釋,推薦的候選人判刑確定,政黨不必被證明授意也要負責,同時認定該黨沒有證明自己推薦後盡到約制義務(中選會會議紀錄[55])。候選人對陣營的責任,卻沒有同樣的明文連坐(選罷法[24])。責任不是不能由法律連起來,而是立法者把它連在不同地方。
我目前的判斷是:台灣能處罰沒有說出口的換票,卻把陣營買票之後的席位責任,留給法院逐案推認。法務部、中選會和立法院應說明,為什麼選擇這條責任線,以及它保護了誰、又讓誰承擔代價。這和是否收過錢都有關:我們共同選出的人,應為協助他取得權力的人負多大責任?證明個人有罪需要謹慎,要求掌握選舉利益的人管理團隊,也需要有能說服公眾的規則。
2026-11-15 更新
2025 年,一則法院新聞稿說,立委候選人的三名競選團隊成員宴請有投票權的環保志工,賄選有罪確定;當選人的席位卻保住了,因為證據不足以證明他知情(臺中高分院[30])。我想知道的是:買票已經成立,這份選舉利益該由誰負責?
答案先要分成兩件事。一件是有人有沒有用利益換票,另一件是誰必須為這次交換負責。法院可以依競選關係和間接事證,把樁腳買票算到當選人身上,也有證據不足而駁回的案子(最高檢指引[48])。席位是否失效,仍要一案一案判斷。
追到修法討論,我讀到並保存的2006年委員會紀錄,載有防止對手栽贓的顧慮。內政部次長簡太郎的答覆要求法院嚴謹確認候選人涉入;同場也討論買票是否必須足以影響選舉結果(《立法院公報》95卷58期,pp.105–109;原站連結目前無法讀取,詳見下方完整證據的限制)。這份紀錄只足以說明該場討論的理由:查到多少票,和責任算到誰身上,是兩個不同問題。
保護候選人免受栽贓,是合理的事。失去席位也會影響那些沒有收錢、真心支持他的選民。但候選人沒有親自買票,是否就代表他對陣營如何拉票已盡責任?日本對特定陣營人員買票設席位責任,也設了候選人盡相當注意的免責條件,讓管理責任成為可以審查的問題(日本連座制[43])。台灣若要這樣做,必須把人員範圍、責任與免責條件寫清楚。
我的理解是:台灣已能處罰換票,陣營買票後的席位責任仍依個案證據決定。法務部、中選會和立法院應提出具體比較,說明怎樣既保護未涉入的人,也要求候選人管住替他爭取權力的團隊。這件事影響每一位投票的人:我們交出去的是共同生活的決定權,查案要謹慎,取得這份權力的人也應有清楚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