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 v1 · 2026-11-12
「助選者買票、候選人說不知情」的案子，法院沒有統一答案：有的要提告方證明候選人知情，有的要候選人自己證明，有的直接把團隊行為算給候選人。第120條沒寫清楚，選舉官司又到高院就結束。
莊淑如須證明父親自行買票，黃俊源案卻由檢方負責舉證，兩個法院採相反規則。
2025年6月18日，江啟臣的當選無效之訴二審駁回確定。選前餐會的三名辦理者已因賄選判刑，但法院查閱邀約、現場與任職時間等證據，認為無法證明江啟臣知情。[1][2][3] 2024年，宜蘭縣議員莊淑如與彰化縣議員黃俊源的案件，則出現相反的舉證規則。[5][6] 助選者買票何時會讓候選人失去席位，第120條沒有明列，候選人與選民面對的責任界線仍由法院個案判斷。[14]
一則 2025 年 6 月的短新聞寫著：江啟臣的當選無效訴訟二審駁回，全案確定。同一則新聞裡寫著，他競選團隊的幾位幹部已經因為選前一場餐會被判刑（中央社[1]）。
團隊的人都判了，候選人怎麼沒事？
我去讀判決[3]，發現法院查了當天誰邀請江啟臣、現場怎麼安排，也區分兩名幹部是在餐會之後才任職。出現在餐會裡，和知道有人替自己買票，是兩件必須分開證明的事。三人的刑責成立，也不會自動替這個問題作答。
於是我想知道，是不是只要否認就一定沒事。宜蘭的莊淑如案[5]，法院要求候選人證明助選的父親是自行決定買票；她證明不了，當選無效。這讓問題從「有沒有人買票」，走到真相查不清時，誰承擔後果。
黃俊哲案更往前問一步。法院查到服務處人員有組織地分送禮盒，又以職務、名片與通訊確認團隊關係。它認為，候選人認可這些人替自己競選，享受他們工作的利益，就應承擔他們買票的席位責任（判決[10]）。這是在算誰的行為歸誰，和要求候選人證明自己沒有授意，是不同的事。
所以，「我不知道」在不同案件裡，不一定是在回答同一道題。有人要證明知情，有人面對的卻是團隊行為算不算自己的責任。各案關係與證據不同，我也不能把勝敗都算到法官選用的規則頭上。
那立法院呢？2023 年的審查報告[18]說，選舉是組織性活動，候選人應負監督責任。這個理由被寫成條文，讓候選人為團隊多種競選違規一起受罰；同一次修法，卻沒寫清助選者買票的席位責任。
這兩種處罰代價不同。罰錢和推翻選舉結果，當然值得不同的防護。但既然法院已經出現不同答案，立法院就應公開討論：哪些關係足以讓候選人負責，做過什麼防範可以免責。
主管機關也聽過具體建議。2022 年選務檢討會紀錄[25]裡，一位監察小組召集人質疑法院擴大團隊責任，主張由法律寫清楚。中選會主委請業務單位記錄供參考。這和機關已提出修法方案仍有距離；我目前沒有找到這項建議的具體後續。
這也關係到沒有參選的人。你投下的票，可能因助選者買票而失去效果，也可能在證據不足時繼續有效。要保護選票，既要追查破壞公平的人，也要提防一個人的犯罪被過度算到別人身上。
我目前的理解是：樁腳買票後，法院有的追候選人知情，有的直接算團隊責任。逐案查證的難處是真的，但內政部和中選會應提出具體選項，立法院應決定責任與免責條件。選民交出一張票，應能事先知道什麼規則會讓它失去效果。
2025年6月18日，立法院副院長江啟臣的當選無效訴訟二審駁回，全案確定[1]。他競選團隊相關的三人，已因選前一場免費宴請志工的餐會，被判行求不正利益罪確定[2]。民事法院認為，現有證據無法證明江啟臣知道這場餐會背後的賄選安排[3]。
同類爭議不只這一件。2024年，臺灣高院在宜蘭縣議員莊淑如案，要求候選人證明父親是自行買票，判她當選無效[5]；臺中高分院在彰化縣議員黃俊源案，拒絕讓候選人反過來證明清白，判他當選有效[6]。另有法院用間接證據推認候選人知情，或把團隊行為直接算成候選人的行為[9][10]。
《選罷法》第120條只寫當選人「有買票行為」，沒有寫明助選者買票何時要算到候選人身上[14]；選舉訴訟打到高院就結束，沒有最高法院統一見解[15]。現在的爭點是：查不清候選人知不知情時，代價該由誰承擔。
一場選前餐會，辦餐會的人因賄選判刑，出席的候選人卻保住席位。法院究竟看到了什麼，才讓這兩種結果同時成立？
2025 年 6 月 18 日，中央社[1]報了一則短新聞：立法院副院長江啟臣的當選無效訴訟，二審仍然駁回，全案確定。新聞裡同時寫著，江啟臣競選團隊的山城區主任委員、榮譽主委和一位里長，已經因為選前那場餐會被判刑。
讀到這裡，一個疑問自然冒出來：團隊的人都判刑了，候選人怎麼還能當立委？這是在保護候選人，還是法院真的有道理？
先看法院自己怎麼說。臺中高分院的新聞稿[2]確認，三人經臺中地院 113 年度選訴字第 3 號判決，以「行求不正利益罪」判處罪刑確定。也就是說，買票這件事本身，刑事法院已經定了。
但當選無效之訴問的不是「有沒有人買票」，而是「當選人有沒有買票」。法院翻了三人在刑事案的供述、一位證人的證述和 LINE 通聯紀錄，結論是這些只「僅足認定李○國等3人舉辦該餐會，尚無法證明江啟臣知悉」；法院又說，查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江啟臣「有共同參與、授意、同意或知情而放任或知情而不違背其本意等行為」。
江啟臣主張，他是在餐會當天才臨時獲邀。二審判決全文[3]顯示，法院並非只因為他說不知道就採信，而是查了邀約者證詞、現場監視器、刑事卷宗及幹部任職時間。
法院採認，江啟臣是在當天早上獲邀；他到場致詞、敬酒，停留約 35 分鐘，沒有穿競選背心，現場沒有他的競選旗幟、海報或文宣。法院認為，這與政治人物獲邀出席地方活動的行為相近，難以證明他知道餐費背後的賄選安排。
還有一個會改變直覺的時間差：民事庭採用的供述，把兩名後來的競選幹部答應任職的時間，都放在餐會之後。法院認為，證據無法認定他們辦餐會時已是團隊成員；另一位里長的站台照片，也不足以證明團隊身分。刑、民判決的任職日期差異，見附註。
但買票仍然是買票。刑事判決[4]認定，三人免費宴請 26 名不知情的環保志工，每人折算約 577 元，並陪同江啟臣逐桌致意、請求支持，成立行求不正利益罪；同一份犯罪事實也將江啟臣寫為不知情的受邀者。志工沒有受賄意思，也沒有允諾投票，因此不是收賄者。
這裡的差別是：三人的買票行為已經成立，江啟臣是否參與，則有另一組證據要判斷。民事二審沒有明文討論《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也沒有宣布候選人應該自證；它沿著具體證據判斷授意是否成立。
江案有支持候選人抗辯的具體證據。那麼，換成和候選人關係更近的人買票，法院還會這樣判嗎？
不是。2024 年 10 月 22 日，臺灣高等法院 112 年度選上字第 18 號判決[5]讓宜蘭縣議員莊淑如當選無效確定。她的父親交付 4,000 元給一位選民、約他投票給莊淑如，這部分刑事案已經一路到最高法院確定。莊淑如本人沒有被起訴，提告的是宜蘭地檢署檢察官。
莊淑如的說法和江啟臣很像：她不知情，父親是年紀大、「心繫愛女選情，而自掏少許金錢為伊賄選」。法院沒有接受，理由是她「未能舉反證以實其說」。
關鍵在「未能舉反證」這幾個字。這個合議庭先講了一段很直白的話：候選人目標顯著，自己動手買票風險太高，所以「假手他人從事賄選活動，即俗稱『白手套』，以規避賄選之查察，時有所聞」。如果要提告的一方去證明候選人授意，第 120 條會被訴訟程序搞到「規範功能空洞化」。
所以法院引用《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照一般規則由主張者舉證，但「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把證明責任翻過來：候選人沒有建立足夠的選任、監督機制，任由助選人員買票，就足以推認他有授意或同意；候選人如果主張助選者是「自行決意」買票，要由候選人自己證明。
接著法院用間接證據推認：父親實際幫忙助選，拿文宣拉票、在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上台、名字印在茶會傳單上；父女同住；莊淑如知道父親過去涉及選舉案件。法院也特別說明，這是民事當選無效之訴，和刑事採「嚴格證據主義」不同，候選人對競選團隊負有選任、監督之責，「自不受檢察官未對上訴人提起公訴之拘束」。
這套推理也有讓人不安的地方。法院列為推認基礎的「過去紀錄」，不全是有罪確定：其中 2018 年那一案，二審、三審判無罪確定；另有多次調查最後簽結。法院的措辭是「有或疑有」多次賄選情形。 一件已經判無罪的案子，能不能拿來推認女兒知情？這是證明責任翻轉之後，被告要付的代價。
目前知道到哪裡：同樣是「助選者買票、候選人說不知情」，莊案的法院讓候選人扛起證明責任，並用父女關係與助選事實推認她知情。那這是不是已經成為法院的通用做法？
答案也是不是。同一年的 3 月 6 日，臺中高分院[6]處理彰化縣議員黃俊源的案子，結論和理由都朝反方向走。
同樣的情境，為什麼結果不同？
| 選舉／候選人 | 誰買票、刑事結果 | 誰提告 | 一審 | 二審 | 法院怎麼分配證明責任 |
|---|---|---|---|---|---|
| 2024 立委・江啟臣 | 三人辦餐會，須依任職時間區分是否屬團隊；行求不正利益罪確定 | 同選區候選人 | 駁回 | 駁回確定（2025-06-18） | 全文依臨時邀約、現場情形與任職時間判斷；未明文討論第277條但書 |
| 2022 宜蘭縣議員・莊淑如 | 父親交付 4,000 元，交付賄賂罪確定 | 檢察官 | 當選無效 | 上訴駁回，當選無效確定（2024-10-22） | 候選人須證明助選者是自行決意 |
| 2022 彰化縣議員・黃俊源 | 助選團隊成員每票 500 元 | 檢察官 | 當選無效 | 廢棄原判，當選有效確定（2024-03-06） | 全文明確拒絕檢方翻轉舉證的要求 |
這件案子的起點和莊案非常像：提告的是彰化地檢署檢察官，買票的是黃俊源的助選團隊成員，以每票 500 元向選民買票（中央社 2024-03-06[7]）。彰化地院一審[8]的推理也和莊案很接近：黃俊源認可這人是助選團隊成員，負有選任監督責任，「李秋榮之賄選行為應視為被告本人所為」，判黃俊源當選無效。
二審把這個判決推翻了：證據足以證明助選者買票，但不足以證明黃俊源和他有犯意聯絡，或容認、授權他買票。黃俊源當選有效，全案確定（中央社 2024-03-06[7]）。
二審為什麼這樣判？臺中高分院的新聞稿[6]寫道，當選無效判決會否定選區內眾多公民的投票結果，「應謹慎為之」；檢察官「擁有強大之蒐證、舉證能力，不能以『證據遙遠』、『蒐證困難』、『兩造自始對立』等理由，減輕其舉證責任」。判決全文更直接記載：檢察官要求依民訴第 277 條但書，讓當選人證明沒有參與買票，法院明白拒絕了。
把兩份判決放在一起讀，差別很清楚：臺灣高院說，蒐證困難所以要減輕原告負擔；臺中高分院說，蒐證困難不是減輕的理由。兩個法院都面對檢察官提告，都面對助選者刑事有罪，卻對同一個法律問題給了相反的答案。
我們也要誠實說另一面：兩案事實並不一樣。莊案是同住的父親、有選舉案件紀錄、公開列名助選；黃案是多年好友兼支持者。即使兩個法院採同一套證明規則，結果也可能不同。兩個合議庭確實寫出了相反的舉證立場；這證明規則有分歧，卻不足以算出它對勝敗影響多大。
可以。2024 年 1 月的潘連周案[9]，就是一條不同的路。洪姓助選者說，他用自己的錢買票，只為回報候選人協助社區爭取經費的人情，潘連周不知道。高雄分院沒有照單全收，而是比對通聯、補助核准時間、轉發競選文宣及協助邀約站台等證據，認定兩人的往來比供述密切。法院再考量買票金額、規模與助選者的經歷，推認潘連周同意、知情且不違背本意，改判當選無效。
這份判決的理由沒有明文以第 277 條但書翻轉舉證；它是從已知的事實推論候選人知情。「沒有直接指示的證據」因此不等於原告一定敗訴。這是檢察官和同選區候選人提告後合併裁判的一個事件，兩個案號不代表兩個獨立案例。
但如果另一個法院認為，根本不必另外追問候選人是否同意這一次送禮呢？
臺灣高院 2024 年 8 月的黃俊哲案[10]，檢察官主張，候選人的父親購買砂鍋魚頭禮盒，交由服務處人員分送以爭取選票。黃俊哲抗辯自己不知道，也沒有參與，並爭執送禮者的團隊身分及禮盒是否與投票有關。
法院先查人。服務處主任、秘書與志工的供述、名片及 LINE 群組顯示，這些人替他跑行程、發文宣、聯繫里長，還能在群組直接向他報告。法院據此認定，他們是受黃俊哲指揮監督的競選團隊。接著查事：父親訂購禮盒，並囑由林惠蓉付款、收貨，再經服務處依名單分工派送；法院依送禮時點、對象、拜票內容和通訊紀錄，認定附表二所列送禮構成行求賄賂。
關鍵是法院怎麼把這筆帳接到候選人：既然候選人認可團隊替自己競選，也從中受益，就應負選任、監督責任；符合判決所認定關係的工作人員，像候選人自己的手足，其買票行為視為候選人所為。法院因此廢棄一審駁回判決，改判黃俊哲當選無效。
這和莊淑如案要求候選人證明助選者自行決意不同，也和潘案推認知情不同。黃俊哲案是在解釋「誰的行為算候選人的行為」。它仍要先證明團隊關係和送禮是買票，並非任何支持者犯錯都自動算候選人的。判決沒有明列一套通用的防賄免責條件；有監督紀錄是否足以免責，仍須另查，不能替法院補答案。
所以，責任界線至少有兩道問題：哪些人替候選人做的事算他的帳？若仍須證明候選人知情，誰來證明、可以用什麼證據？這些差別，只存在於不同地區嗎？
也不是。高雄分院 2011 年郭美玉案[11]認為，至親好友或選舉幹部買票，應由當選人證明或說明自己沒有參與；法院也依弟弟助選、樁腳及賄款往來等證據，改判當選無效。
但同一分院在2012 年曾麗燕案[12]強調，原告仍應先舉證，公益性質本身不足以讓當選人自證未參與；該庭認為原告未證明買票者與候選人的特殊關係、參與或知情容任，廢棄一審當選無效判決。這個合議庭仍容許在具體個案適當調整舉證責任，並非全面排除第 277 條但書。
監察院調查報告[13]曾把這兩案並列，批評見解分歧，並建議內政部透過修法明確界定責任範圍。報告所載司法院回覆則逐案解釋證據與舉證理由，也列舉其他採調整舉證的判決。它證明這個問題早已被提出；它不是法院改判，也不是一套新規則。
兩份歷史判決提醒我們，分歧不能簡化成哪個地區的法院比較嚴。那麼，法條究竟怎麼處理助選者的責任與舉證？
翻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20 條[14]，當選無效的事由寫的是當選人「有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為」，也就是當選人有買票行為。條文沒有明列助選者、家人、樁腳買票時，哪些關係和行為應算到當選人頭上，也沒有特別寫該由誰證明。
判當選無效，是否都靠要求候選人自證清白？
| 法院追問 | 代表案例 | 採用的理由 | 仍須證明的事 |
|---|---|---|---|
| 候選人能否證明助選者是自行決意 | 莊淑如案 | 依第277條但書調整舉證責任，並由同住、助選、知悉前案等事實推認 | 父親買票以及雙方的具體關係，不是只憑父女身分 |
| 原告是否已證明候選人參與或容任 | 黃俊源案 | 拒絕檢方翻轉舉證的要求 | 具體的犯意聯絡，或候選人容認、授權 |
| 間接事實能否推認候選人知情同意 | 潘連周案 | 比對通聯、助選活動、補助時點等，再依經驗法則推認 | 每一項事實及推論都要成立；並未明文適用第277條但書翻轉舉證 |
| 經候選人認可的團隊，其行為是否就是候選人的行為 | 黃俊哲案 | 以選任監督責任、團隊「如手足」來解釋 | 團隊關係、分工送禮，以及送禮是買票的對價 |
「共同參與、授意、同意、知情而放任」這些標準，是法院依條文發展的解釋。至於這些要件該由誰證明，法律只說選舉訴訟準用《民事訴訟法》[15]（第 128 條），並要求法院「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第 127 條）。第 277 條但書允許法官在「顯失公平」時調整，但什麼叫顯失公平，各庭自己判斷。
立法院並不是沒碰過第 120 條。2023 年 3 月，時代力量黨團提出第 120 條修正草案[16]，交付內政委員會；議案頁的進度顯示審查完畢（三讀），但這只是併案進度，不代表時力的條文被採納。這份提案要增列地方議會正、副議長選舉的當選人涉賄或以暴力妨害競選，作為可以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的事由，處理的是當選人本人，不是助選者的責任；內政部 2023 年 3 月 15 日的書面報告[17]回應，第 117 條已讓判刑的議員停止職權，有沒有必要再增列當選無效事由「須予審酌」，並建議先問司法院和法務部。
這份提案最後沒有被放進法條。內政委員會把行政院版和 29 份委員、黨團提案併在一起審，2023 年的審查報告[18]記載，第 120 條「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起訴期間從 30 日改成 60 日，理由是讓「證據之蒐集更加完善」，另外把虛偽遷籍投票加進當選無效事由；時力要加的議長選舉條款沒有出現在通過的條文裡。30 份提案中，只有行政院和時力動了第 120 條，沒有一份處理助選者買票怎麼算到候選人、候選人怎麼免責，或誰負舉證。
最讓人意外的是同一份報告的另一條。行政院在第 110 條的修正說明寫道：「選舉、罷免屬組織性活動」，候選人的受僱人、代理人或使用人替他助選，候選人「應負監督責任」，為了避免「受指示者違反規定須受處罰，而指示之人卻免責之不合理現象」，新增一項讓候選人一起受罰。這一項已經在現行第 110 條第 7 項[19]。它涵蓋辦事處設立、宣傳品與廣告物、民調發布及競選活動限制等違規，處罰是罰鍰；它沒有把助選者買票列為候選人當選無效的明文事由。
也就是說，立法院在 2023 年已經照「候選人要為團隊負監督責任」的理由立過法，這個邏輯已用在多種競選違規的罰鍰，卻沒有寫成助選者買票時的席位責任條件。同一年 5 月三讀的修正也確實用了「連坐」兩個字，但連坐的是推薦候選人的政黨，處罰是罰鍰[20]，理由是要「加重政黨之注意義務」，不是讓候選人為助選者的買票失去席位。 選罷法最近一次修正在 2026 年 7 月 1 日，只改了第 26 條[21]的參選資格，第 120 條沒有再動。
讓候選人為樁腳買票失去席位，早有明確建議。2000 年，法務部發布的委託研究[22]建議仿日本連坐制；檢察體系 2015 年出版的偵查要領[23]中，也有檢察官提出同樣方向。兩者都是研究或文章，並非政府草案。
2005 年，立委謝文政在院會質問中選會為什麼不提連坐法。主委張政雄答，社會有共識就會做；對於謝文政要求「如果你們真有研究」就在第三會期前交書面報告，他答「可以」（立法院公報[24]，頁53）。這是有條件的回答，並非承諾修法或無條件交報告。報告是否提出，目前仍未知。
但主管機關內部並非完全沒有談過。南投縣選委會編印的2022 年選舉實錄[25]，收錄當年 12 月選務檢討會：新北市選委會監察小組召集人黃陽壽直接質疑，剝奪當選人的參政權應由法律明定，法院不宜把團隊責任擴大算給本人；檢察官有偵查能力，也不應輕易要求候選人反過來證明。他建議中選會跨機關會商，或循統一解釋、修法處理。
主持會議的中選會主委李進勇，要求業務單位將這段發言列入紀錄供參考。這證明問題已被帶到中選會主持的全國選務檢討會，卻還不是中選會的政策決議，更不是已送到內政部的草案。責任因此更具體：中選會與內政部應說清楚，這項建議後來如何處理、準備採取哪種規則。
檢方也有整理做法。最高檢 2023 年彙編中的〈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參考指引〉[26]收錄「團隊是候選人手足延伸」及共同參與、授意等不同論理，並建議重要幹部或一定親屬被起訴時，原則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仍須看具體事證。它幫助檢察官判斷要不要提告，並沒有讓法院必須採同一套歸責或舉證規則。
更關鍵的是，選舉訴訟「以二審終結」，各審要在六個月內審結（第 127 條）。 一般民事案件見解不同，還可能由最高法院統一；當選無效之訴打到高院就結束，臺灣高院和臺中高分院的兩種說法可以一直並存，一般上訴程序沒有最高法院這一關來統一這些民事見解。
憲法法庭也沒有替這個問題補上答案。黃俊哲敗訴後，就自己的判決和「二審終結」的規定聲請憲法審查；憲法法庭 2025 年 3 月 12 日的裁定[27]以司法院釋字第 442 號早已認定二審終結合憲為由，並認為他沒有具體說明判決哪裡違憲，裁定不受理。裁定沒有談團隊的錯怎麼算，也沒有談舉證該由誰負擔。
這條界線一旦落下，代價很具體：當選無效確定，已就職的人自判決確定日起解除職務（第 122 條）；因買票事由被判無效，要繳回競選費用補貼（第 43 條第 5 項），也不能登記該次補選（第 27 條第 3 項）；地方議員還可能由落選人依票數遞補（第 74 條第 2 項）。但任內做過的職務行為不受影響（第 123 條）。
有。日本《公職選舉法》的「連座制」是一個清楚的對照。1994 年日本改成小選區制時，國會擔心選戰反而更激烈，把連座制大幅擴大（國會紀錄[28]）。
別的地方怎麼把這條線寫清楚？
| 地區 | 誰的行為會算到候選人 | 誰要證明 | 候選人能否免責 | 除當選無效外的後果 |
|---|---|---|---|---|
| 臺灣 | 法條只寫「當選人之行為」，由法院個案判斷 | 不同合議庭見解分歧 | 第120條沒有特別列出助選者行為的免責條件 | 解職、繳回補貼、不得登記該次補選 |
| 日本 | 總幹事、會計、地區負責人、意思相通的親屬與秘書、組織管理者 | 法定身分、罪名及刑度須符合要件；候選人可另行訴訟爭執；特定情形若候選人未起訴、期間屆滿即生效，另一些則由檢方起訴 | 對組織管理者的行為，可主張已盡相當注意，或屬設局、倒戈 | 5 年內不得在同一選區參選同一職位 |
| 英國 | 候選人本人或其代理人 | 由選舉法院判斷；本表未比較特殊的舉證分配 | 限於特定行為類型，且各項條件同時成立時才例外 | 本表只比較當選無效 |
它的做法是把人分級寫進法條（埼玉縣選委會說明[29]）：
競選總幹事（総括主宰者）、會計（出納責任者）、地區負責人，買票被判刑，即使只是罰金，候選人當選無效。
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姊妹和秘書，要是「與候選人意思相通」從事選舉運動，因買票被判拘禁刑，候選人同樣當選無效（大阪市選委會[30]）。
1994 年新增的「組織的選舉運動管理者」——在與候選人意思相通的組織性選舉中負責計畫、調整、指揮、監督的人——犯買票等法定罪、被判拘禁刑，候選人當選無效，而且 5 年內不能在同一選區參選同一職位（現行第 251 條之 2、之 3[31]）。
它也留了免責的門：候選人如果證明自己為防止組織管理者買票「已盡相當注意」，或者這是對手設局、陣營有人倒戈，可以免責。但「相當注意」要求很高，日本主管機關在國會答覆，只是口頭提醒或在事務所貼一張注意文書，不夠（國會答覆[32]）。
日本先由法律列出角色、犯罪與免責條件，也讓候選人有另案爭執連座要件的途徑；程序並非只有一種。依第 210、211 條及第 251 條之 5[31]，第 210 條第 1 項適用的特定情形，候選人可在法定期間內起訴；未起訴而期間屆滿，或起訴後撤回，也會發生連座效果。另有第 210 條第 2 項、第 211 條由檢察官起訴、待勝訴判決確定生效的情形。第 251 條之 3 的防弊注意免責，則限於組織管理者，不是所有助選角色通用的出口。
英國《1983 年人民代表法》第 159 條也有類似邏輯，候選人「由其代理人」犯腐敗選舉行為，當選即屬無效（英國法規[33]）。
成效要分兩件事。日本法務省 2002 年犯罪白書[34]記載，強化連座制後，截至 2002 年 5 月 31 日，檢察官提起相關訴訟 80 件，其中 76 件被歸入原告勝訴，但這個分類包含因沒有訴訟利益而撤回的案件。這表示制度確有運作，不能直接算成嚇阻買票的成功率，更不是今日的成效。
搬到臺灣，要改的是第 120 條：明列哪些助選角色犯第 99 條之罪時，視為當選人有該行為，並寫出候選人可以舉證免責的條件。代價也要算清楚：候選人得為別人的犯罪付出席位，選民的選擇會因為一個助選者被推翻；立法也須處理對手設局的可能，所以免責條款不能少；名單外的樁腳，例如地方活動的出資者、尚未正式任職的助選者，算不算「組織管理者」，又會變成新的爭點。
目前知道到哪裡：問題已經從「候選人到底知不知道」變成「查不清楚的時候，代價該由誰承擔」。這不只是法律技術，牽涉到誰的利益。
選民。黃案法院的理由值得認真對待：一個當選無效判決，否定的是選區內投票所形成的選舉結果。如果幾個樁腳的犯罪就能讓一位經選舉產生的代表下台，選票本身也會變得脆弱。[1][3][5][6]
候選人。要求候選人證明自己沒有指使每一位支持者，也有舉證上的困難。莊案把無罪確定和簽結的舊案也放進推認基礎，讓人看到證明責任翻轉後，被告要承受的不只是自己的行為。
提告的一方。檢察官有偵查權，但面對「候選人心裡知不知道」也一樣難查；江案提告的是對手候選人，他沒有搜索、監聽或調閱的權力。
樁腳買票、候選人說不知道時，有的法院追問他知不知道，有的直接把團隊的帳算到他頭上；同一句「我不知道」，換個法院就是不同的考題。（確定）
違法的：江案三人用免費餐會招待志工，經臺中地院刑事判決[4]判行求不正利益罪確定；莊淑如的父親拿4,000元買票，交付賄賂罪在2024年經最高法院確定。（確定）
不合理的：2024年，臺灣高院在莊案要候選人自己證明清白，臺中高分院在黃俊源案卻拒絕這樣做；選舉官司打到高院就結束，沒有最高法院來統一。（確定）2023年，立法院已用「候選人要監督團隊」的理由，讓候選人為團隊多種競選違規一起被罰錢，第120條[14]卻沒寫明團隊買票何時會讓候選人失去席位。（確定）
合理的：江案法院查了臨時邀約、現場畫面和幹部任職時間，依這些證據，江啟臣保住席位有道理。（很可能）莊案法院擔心白手套（替候選人出面買票的人）難抓，黃俊源案法院擔心幾個樁腳就推翻整區選票，兩種難處都是真的。（確定）
錯出在法律：第120條把最難的取捨丟給每個法院各自決定，而這兩種難處正是立法院該先寫清規則的理由。（很可能）
我們認為，立法院應決定哪些助選角色犯罪會讓候選人失去席位、候選人怎樣證明已盡力防範；內政部和中選會應交代2022年選務檢討會那項修法建議後來怎麼處理。（很可能）若找到被擱置的方案，我們會改點名卡住它的那一環；若之後的判決形成一致標準，我們會修正對法院分歧的批評。
明列責任條件，候選人與選民比較能預見後果，卻可能讓沒參與買票的人失去席位；保留個案判斷，可以照顧不同關係和證據的差別，結果卻較難預測。兩條路都有代價，只是由不同的人承擔。
把家人的行為算到自己頭上，能堵住白手套，也可能讓人為控制不了的親情付出代價；不算的話，最難查的那條管道可能永遠查不到。對別人的候選人用的標準，套在自己家裡未必一樣。
可以說：本文指定個案的法院公開理由與主文；莊淑如、黃俊源兩個合議庭在 2024 年對證明責任採相反立場，高雄分院兩件歷史判決也有差異；潘案以間接事實推認知情，黃俊哲案以認可團隊行為歸責；第 120 條沒有明文規定助選者行為如何歸給候選人；日本連座制的法定架構。
不能說：法院整體偏向哪一邊、候選人「通常」能切割成功、或樁腳買票是候選人「系統性」切割；以本報導另行認定任何候選人未經法院認定的隱藏指示或金流；日本連座制使買票減少。
本報導的限制：本報導只用搜尋得到的公開證據與資訊，不索資、不申請政府資訊公開。以下資料仍不足，若有新證據，可能改變結論：
1. 全國同類判決的分布：已取得司法院收結統計[35]，但它是地方法院年度件數，沒有「助選者買票、候選人否認參與」與舉證法理的分類，也不是二審確定結果。它無法回答哪種規則較常見。
2. 分歧如何延續與解決：已核高雄分院 100 年度選上字第 1、45 號原判決及監察院報告，但它們不是現行判決母體。報告正文沒有足以核定成文日的資訊，本文不標報告年份；報告中的司法院回覆，不代表今天的回應。黃俊哲、潘連周兩案已核官方全文；前者是認可團隊行為歸責，後者是知情的間接證據推認，均未明文以第 277 條但書翻轉舉證。兩案的理由和事實不同，不能用相同結果宣稱見解已統一。若後續完整判決顯示一致的適用條件，會改變我們對分歧仍待處理的判斷。
3. 「自己出錢」的旁例：莊案不採候選人提出父親自掏腰包的抗辯，並不等於法院查明資金來源。陳錦錠案目前僅有轉載，官方全文與二審仍待核對，未用來支持本文結論。
4. 實際金流、未公開通訊與防賄安排：本報導沒有取得各案完整偵審卷宗，不能據此另認候選人真正知情，也不能認定刻意設計切割。新證據可能改變個案評價。
5. 日本連座制的嚇阻成效：白書是早期執行紀錄，沒有提供買票因它減少的因果比較；現行法已核對第251條之2、之3，未把1994年舊刑名當現行法。
6. 江案任職日期的差異：民事庭引供述認為，蘇某於 2023 年 11 月下旬、李某於 12 月中旬答應任職；刑事判決[4]犯罪事實一則記李某於 11 月 26 日競選總部成立時任職。本文不裁定哪個日期正確，只採兩者均晚於 11 月 7 日餐會的共同範圍。
7. 修法紀錄的範圍：已讀2023年30案併案審查報告及三讀條文，第120條沒有明列團隊歸責。2012年蕭美琴等人的草案只增概括事由；本次取得的5月24日委員會紀錄確認第120條保留送院會協商，沒有回答協商最後結果。2009年內政部書面答覆談的是政黨負擔補選經費，沒有評估助選者買票的候選人連坐。2005年有條件答應的書面報告、2022年檢討會建議的具體後續，本次公開搜尋仍未找到；不代表沒有研究或沒有處理。若出現正式方案與處理紀錄，會改變我們對哪個機關應負責的判斷。歷史提案僅作關鍵詞搜尋，並非逐冊查完全部公報。
樁腳買票、候選人說不知道時，臺灣法院在問不同的問題。臺中高分院在江啟臣案查了臨時邀約、現場畫面和幹部任職時間，認定無法證明他知情。2024年，臺灣高院在莊淑如案要候選人自己證明清白；臺中高分院在黃俊源案明白拒絕這樣做。潘連周案用間接證據推認知情，黃俊哲案則把經候選人認可的團隊行為直接算成候選人的行為。《選罷法》第120條只寫「當選人有買票行為」。2023年，立法院已用「候選人要監督團隊」的理由，讓候選人為團隊多種競選違規一起被罰錢，卻沒有寫明團隊買票何時讓候選人失去席位。選舉訴訟二審終結，沒有最高法院統一見解。我們認為問題出在法律留白，立法院應明列哪些助選角色犯罪會讓候選人失去席位，以及候選人怎樣才算已盡力防範。
二審判決查了邀約者證詞、監視器、刑事卷宗及幹部任職時間，依這些證據認定無法證明他知情。各法院標準不一的責任，在於立法院沒有在第120條寫清團隊買票何時讓候選人失去席位。
法院以她「未能舉反證」不採這項抗辯，並沒有查明資金來源；完整偵審卷宗沒有公開，我們無法另行判斷。
白手套難查是真的；但潘連周案沒有翻轉舉證，也用間接證據推認候選人知情，黃俊源案法院更明白拒絕以蒐證困難減輕檢察官的舉證負擔。
這個理由已寫進第110條第7項，讓候選人為團隊多種競選違規一起受罰鍰；同一次修法卻沒有用在第120條的席位責任，團隊買票的歸責仍留給各庭判斷。
如果新判決形成一致的歸責與舉證標準，我們對法院分歧的批評需要修正。
這是本文認為應由立法院補上的規則；新草案的內容和進度會直接回應我們的判斷。
這可以確認責任究竟卡在主管機關還是立法院。
可作為「家屬自己出錢」抗辯的另一個公開對照。
憲法途徑若作出實體判斷，可能統一各庭見解。
寫信到 Walkingbook.correction@gmail.com，告訴我們哪一句錯了；附上公開出處，我們能更快查證。我們會盡快回覆；確認寫錯就公開更正，並記在更正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