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站著呢?我去找了「只是到場也被判」的判決,找到一件農會選舉的案子:10個人一起去一位會員代表家,要他選上後聽指示,7人留在屋外。法院認定他們都知道這一趟是要對方聽話,彼此有默示的合意,一起「共同聚眾形成威勢」,所以屋外的人也是共同正犯(臺南高分院判決[58])。選罷法第107條也處罰聚眾包圍候選人住處時的「在場助勢之人」(選罷法第107條[59])。
所以線沒有移,只是看清楚了。農會案那7個人被判,不是因為站在門外本身,而是法院認定他們知道、也同意去施壓。何韻詩案那6個人,法院沒有認定他們有共同潑漆的意思,他們也沒有在潑漆前或潑漆時給過物質或精神上的助力,只約定事後護人。我的理解是:到場本身不是答案,要看有沒有共同犯罪的意思,有沒有在犯罪前或當中出力。這條線我願意守,它不讓「你們是一夥的」代替證據。
奇怪的是同一條線的另一端。到場的人,法院看得見他站在哪裡;真正下決定、從頭到尾只開口的人,能指向他的往往只剩別人的證詞。學甲法院承認有一個「身分不詳之成年人」找人開槍,到定讞都沒有名字。
理解演變紀錄(5 篇)
2026-11-13 初版
新北雙溪牡丹里,2026年7月24日。一名男子被控找上現任里長,亮出一把槍,說了這句話:「我要請我媽媽出來選里長,不希望有競爭對手,如果你要出來參選,你就會出事」(基隆地檢署[2])。
我原本想問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黑道怎麼影響台灣政治?查下去之後,問題反而變小、變尖了。
這個案子裡,法律動得很快,四天羈押,不到三個月起訴——至少這一案是如此。說狠話的人被抓到了。可是那句話裡有三個人:說話的兒子、要參選的母親、被威脅的里長。起訴書處理的是第一個人。第二個人知不知道、會不會因此受益,公開資料裡沒有答案,我也不能替它補答案。
我去找法院已經走完的案子,看最後抓到了誰。2022年臺南學甲,有人對一位市議員候選人的競選總部掃了30槍。開槍的、策畫的、開車的都判了,但找他們來的那個人,法院寫的是「身分不詳之成年人」。法院承認有這個人,卻不知道他是誰;被檢方指為主使的人,法院兩審都說證據不足(臺南高分院新聞稿[18])。
我不覺得法院錯了。刑罰要落在一個具體的人身上,證據就要到那個人。我想知道的是,這是剛好,還是常態。選舉暴力被定罪的人一向很少,可是少是因為暴力罕見,還是因為案子走不到底?
我原本以為中間那幾層數字沒有公開,後來在最高檢的舊統計表裡找到了。2016年到2020年初的選舉,暴力類受理被告1,189人,起訴92人;賄選類被起訴的比例大約是它的兩倍。奇怪的地方在後段:同一張表上,暴力類終審無罪是0人(最高檢統計表[55])。所以人不是在法院流失的,是在起訴之前。沒被起訴的九成多裡,有多少是不成立的指控、有多少是追不到的人?表上沒有寫。更奇怪的是,這張表早就有暴力欄,2026年法務部說要查「暴力介選」,新聞稿正文卻只報了賄選件數(法務部[31])。這不是做不到:2022年選前,最高檢自己的月刊就把「暴力案件41 件」和賄選並列(最高檢月刊創刊號[56])。四年前同一個時間點寫得出來的數字,2026年的新聞稿為什麼沒寫?手上有資料的是法務部和最高檢,他們應該回答。
這件事跟沒去參選的人有什麼關係?我想是這樣的:一張選票能不能算數,前提是有人敢站出來讓你選。被威脅的里長退不退選,決定的不只是他自己,也決定了那個里的人有沒有第二個選項。威脅成功的時候,選舉照樣舉行、票照樣開,外面看起來一切正常。
我也查了別的國家。義大利可以在沒有定罪的情況下,以具體證據解散被黑手黨影響的市議會,三十多年來解散了四百次左右(Avviso Pubblico 2025年報告[50])。它補上了刑事追訴追不到的那一層,但代價是讓中央政府可以拿掉一個民選議會。台灣沒有這種工具,我不確定該不該有。我確定的是,現在我們只靠一種工具,卻沒有公開它到底追到了哪裡。
目前我的理解停在這裡:抓得到手;在我查到的定讞案裡,沒抓到頭;全國的數字說,案子多半停在起訴前——停下的是誰,政府沒有讓我們看見,所以「上游追不到是常態」我只能懷疑,還不能確定。雙溪、宜蘭、褒忠三案的判決會告訴我更多。
2026-10-30 更新
看到雙溪男子被控亮槍叫里長別選的新聞,我想先問:抓到了出聲威脅的人,是否就等於釐清了這場政治競爭?檢方說,他是為了讓母親參選;四天後被羈押,不到三個月起訴。但母親是否知情,起訴新聞稿沒有回答,也不能從兒子的話替她定罪(基隆地檢署[2])。
政治暴力可以被追訴,背後的政治關係卻仍未釐清。我目前認為,這才是應該拆開問的兩件事。誰動手、誰授意、誰可能受益,不能直接畫上等號。
學甲槍擊案把這個問題留下來了。有人被定罪,但召集者仍是身分不詳的成年人;被檢方指為主使的人,槍擊共謀部分已無罪。我不能用「還有一個人在背後」把法院沒有認定的罪填回去(臺南高分院新聞稿[18])。保護被告的證據標準值得守住,遭到威脅的人也不應因此被留在危險裡。判不判得成罪,和保不保得住自由競爭,需要各自回答。
全國統計沒有替我們解開這一層。2022年底的表,按人算,暴力類起訴比值高於賄選;按件算,方向又反過來。暴力類還有約四成案件未結,不能把還在辦的案子說成消失了。表裡沒有被告角色,也沒有不起訴理由,無從分辨某一個空位是不存在的指控,還是尚未辨明的召集者(最高檢2022年12月表[30])。
不參選的人也牽涉其中。選票上有哪些名字,取決於誰願意站出來;有人在威脅之後繼續參選,不能只因名單沒變,就認定威脅沒有代價。政府要說明怎麼保護這個選擇,不能只報辦了多少件。法務部2026年10月的新聞稿說要查暴力介選,卻沒列暴力類件數,這個說明仍不夠(法務部[31])。
我的判斷是,檢警有責任沿證據追查授意與共犯,法務部與最高檢有責任讓成果說明回答追到誰、保護了誰。要求他們交代,不等於要求法院降低門檻。若是我支持的人被說成受益者,我也得分開衡量:有沒有證據認定他的責任,以及我願不願意接受這種競爭方式。兩個問題都不能讓一張起訴成績單代答。
2026-10-31 更新
雙溪那則新聞讀到最後,我想知道的不是槍,是那個媽媽。兒子說要請她出來選,起訴新聞稿沒有處理她知不知情,也不該從兒子的話替她定罪(基隆地檢署[2])。於是問題變成:在台灣,暴力背後的人到底判不判得到?
我本來的想法是判不到,手上有學甲案:2022年的掃射,法院把最上面那個人寫成「身分不詳之成年人」。這個想法需要反例,所以我專門去找。
反例是有的,而且很具體。2002年的北投,參選市議員的里長陳朝琴被控買兇殺害同區議員。一份撤銷發回的裁判轉述原審認定,寫得像帳本:弟弟提領50萬元,中間人轉交,呼叫器上留「八八八」催促(最高法院裁判[23])。報導說他最後判15年定讞;他本人的確定判決我查不到,這是最大的缺口。
同一份裁判裡,最奇怪的一句不是現金。原審認定他對中間人說,事成後,社子島開發的廢土與工程利益「將共同分享」。要買的是對手的命,價碼裡有一塊是還沒動工的公共工程。那是2002年的一個案子,我不能說今天還是這樣,只能說「黑道影響政治」不該只問誰被打,還要問報酬從哪裡來。
我原本以為差別在金流,查下去發現不對。1990年的三峽,一位競選連任的鎮長被認定許以500萬元、先交160萬元,最高法院仍然發回,因為親戚和開槍者有的說要殺、有的說只是嚇嚇他(最高法院裁判[24])。
接著我以為差別在有沒有人招認,讀了學甲的判決全文,這也不對。槍手說「沒有人指使我開槍」,事前知情並負責安排的洪政軍從頭否認,還是被定罪,因為槍手案前說過要去開槍,機車、舢舨、逃亡開銷都由他安排。同一輛機車,另一名被告買過,也依指示去擦了手把,槍擊部分卻無罪,法院說他「不見得知悉背後原因」。開車的那位事先預見要開槍,法院又說不能證明他參與謀議,判幫助犯1年(二審判決[25])。同一場槍擊,有罪無罪、主犯從犯,分界落在法院能證明他知道多少、參與多少。
所以法院問的是:這個人知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這條線該守,它保護可能只是幫朋友移車的人。奇怪的是它的另一面:離現場越遠的人,留下的痕跡越少。動手的人碰得到機車,下決定的人什麼都不必碰。學甲法院推論洪政軍背後另有人,判決裡卻沒有人指認,那個位置就空著。要填上它,幾乎只能靠一個自己也有罪責、也最有理由害怕的人開口。
這件事和不關心地方選舉的人也有關。選票上有幾個名字,可能被這種暴力改變,而選舉照樣舉行、票照樣開。有多少人受到威脅,我在公開資料裡找不到數字。
官方的數字走的是另一條路。最高檢的表算得出2026年7月底暴力類77件、44件還在辦(最高檢2026年7月表[57]),卻沒有一欄說被告是出手者還是授意者;兩個月後法務部的新聞稿談暴力介選,連這個數字都沒列。義大利內政部向國會報告的是另一個分母:2024年630件恐嚇地方行政人員,其中270件動機未辨明(義大利參議院文件[45])。這個數字不證明什麼東西變好了,但它問的是有多少人被嚇,不是辦了多少案。
我的判斷是,法務部與最高檢該公布角色、不起訴理由和受威脅者的保護結果,檢警該把保護中間人與證人當成追上游的主要工作,不只追金流。六個案子不夠說全國如何。但下一次再有人說法律拿幕後沒辦法,我會先問:有什麼能證明那個人知道這是為了什麼?
2026-11-01 更新
看到雙溪男子被控亮槍叫里長別選的新聞,我先想問:他說是為了讓母親參選,那母親知不知道?起訴新聞稿處理了出聲威脅的人,沒有替第二個人定責任。兒子說是為了她,不等於她授意(基隆地檢署[2])。暴力可能讓某人得利,但受益、知情與參與,是三件事。
那麼,不在現場的人,究竟什麼時候要負責?學甲槍擊案有一個具體答案。洪政軍否認參與槍擊,主張自己只是事後幫忙逃亡。最高法院指出,船與接應地點在開槍前就已安排。他沒有親手開槍,卻先參與了讓開槍者脫身的規劃;法院把證詞、行車影像與這些安排接起來,維持他的共同責任(最高法院判決[16])。
同一案裡,另有人買過機車、依指示擦過手把,槍擊部分卻無罪,因為沒有證明他知道背後原因。司機知情並幫忙,又被區分為幫助犯(二審判決[25])。這不是離槍有多近的比賽。要問的是,每個人抱著什麼意思,參與了哪一段。
我認為學甲真正值得追的,是這條分界:案前安排逃亡可以成為共同犯罪的證據,只經手機車卻未證明知情,則不能直接算共犯。但追到洪政軍,仍不等於找出了法院所說他背後的人。這個空位需要繼續查,也不能拿已獲判無罪的人填進去。
對沒打算參選的人,這也不是遠處的刑案。鹿谷有候選人在布條遭空氣槍射擊後,說自己停了家戶拜訪與一些公開行程(公視[43])。名單還在,競爭已經可能付出代價。對被威脅的人,安全與家人需要當下的回答,不能只等日後的判決。
法務部與最高檢應讓成果說明回答追到哪些角色、受威脅者得到什麼保護;檢警則應核對證詞與行動紀錄,保護作證的人。最高檢的2026年7月表列了暴力類77件、44件未結,沒有角色欄(最高檢統計[57])。辦案數不能替這些問題代答。我願意要求政府追得更深,也必須守住同一條證據界線:輪到自己支持的人時,仍然分清受益、知情與參與。
2026-11-13 更新
雙溪那則新聞裡,被控亮槍的男子說,是為了讓母親出來選里長。我一直在想那位母親:她知不知道?起訴新聞稿沒有回答,也不該從兒子的話替她定罪(基隆地檢署[2])。這讓我想問一個更一般的問題:不在現場的人,什麼時候要負責?
學甲槍擊案給了一半答案。洪政軍說自己只是事後幫忙逃亡;最高法院指出,舢舨與接應地點在開槍前就安排好了。他是讓開槍者能脫身的那一段,所以是共同正犯(最高法院判決[16])。
另一半在何韻詩案的判決全文裡。2019年在台北對她潑漆的人,案發當天把10個人找到自己的公司,在被錄下的談話裡說要去潑漆,派6個人在他動手後靠過來喊「不要打」,另外4個人帶著餿水和水槍在別處待命。法院看過錄影,認定他事先講過、分過工。10個人仍然全部無罪:錄影裡多半是他一個人在說,沉默不等於同意;答應事後護人,不是幫他潑;待命的人沒有動手,只到準備(臺北地院判決[19])。
兩份判決放在一起,我才看清楚那條線:知道不是分界,在事情完成前替它出力才是。這條線我願意守。政治暴力最容易引來的推論,就是「你們是一夥的」;學甲被檢方指為主使的人,法院兩審都說,不能只憑關係惡劣、立場對立就認定他在幕後(臺南高分院新聞稿[18])。
奇怪的地方也在同一條線上。事先聽完整套計畫、到現場站著、準備事後護著動手者的人,可以不負刑責;真正下決定的人,若從頭到尾只開口、不經手,能指向他的往往只剩別人的證詞。學甲法院承認有一個「身分不詳之成年人」找人開槍,到定讞都沒有人指認他。
這跟沒打算參選的人有什麼關係?選票上有幾個名字,取決於誰敢站出來。鹿谷有候選人在布條遭空氣槍射擊後,說自己停了家戶拜訪和一些公開行程(公視[43])。名單沒變,競選已經付了代價。
所以我不要求法院放寬。我要的是門檻之外的工作被看見:誰在找那個不詳的人,誰在保護願意開口的中間人,被威脅的人得到什麼保護。法務部2026年10月說要查暴力介選,新聞稿卻只列了賄選件數(法務部[31])。下一次有人說法律拿幕後沒辦法,我會先問:有沒有人在事前出了力,又有沒有人在找這個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