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 v11 · 2026-11-08
檢方指控的四起攻擊都是境外出錢、在台灣找人動手，台灣抓到的是動手的人；現行《反滲透法》要再證明下單者和中國政治組織有關，跟監階段的保護也還接不上。
檢方指控，境外出錢、在台跟監撞人，連傷勢證明都成了回報與付款的依據。
相聲演員黃逸豪2026年9月11日在新北遭車撞傷。新北檢10月21日起訴五人，指控中國人士「K」因不滿他抨擊中共，委託在台人士跟監、製造車禍，阻止他出席演出。[1]同年卡米地遭潑漆、矢板明夫遇襲，檢方也指控境外指使或受僱。[3][4]黃案被告承認跟監、開車，但對罪名與動機各有說法；K仍在逃，其與中共的關聯尚待證明。[2][5]
黃逸豪遭撞的新聞裡，有一張診斷證明讓事情變得很具體。新北檢指控，它被逐層傳回出資者K請款，K嫌傷勢太輕，拒付尾款。證明傷勢的文件，竟成了委託者驗收工作的依據。新北檢新聞稿[5] 我想知道，阻止一個人說話，怎麼可以拆成跟監、動手、回報，交給不同的人接手？
這關係到上台的人，也關係到讓聲音被聽見的場所和聽眾。把表達變成需要冒身體風險的事，自由就已經受到侵犯。不能因為有人仍願意繼續說，就把這份代價當成他本來應該承擔的事。
沿著舊案追查，證據又要求我分開兩個問題。何韻詩遭潑漆案，法院新聞稿記錄被告與她政治立場相左，另十名被告則因同犯證據不足獲判無罪。法院新聞稿[19] 調查局向國會提出的報告，另指稱中國涉臺部門運用協力者犯案，卻沒有公開相應命令或金流。調查局報告第1、2頁[24] 個人有政治不滿，與背後可能受到指使，可以同時存在；機關的歸因卻不能代替逐人證明，也不能抹掉無罪的部分。
我目前的理解是：黃案把撞人變成憑診斷書請款的工作；《反滲透法》若沿用原門檻，還得追出K的政治組織關聯。第2、6條[52] 檢方要把責任往上追，行政院要提出承諾的方案，受威脅的人卻不應等到整條鏈查清，才開始得到保護。
陸委會報告說，執法人員從假車禍挖出境外指使，但沒有交代發現與開始保護的日期。陸委會第4頁[42] 破案與及時保護，是不同的結果。平台、警政署要讓人看見保護在什麼時候發生，也要避免把正常往來都當成嫌疑。否則，追查雖然有了進度，下一個說話的人仍得自己承受最先到來的風險。
我讀到黃逸豪遭撞案時，最先讓我停下來看的不是「又有一個人受到威脅」，而是檢方描述的付款條件。新北檢起訴指控，境外委託者約定四十五萬元，先付二十五萬元；犯案後，有人回傳診斷證明請款，對方卻因傷勢不符合要求，拒付二十萬元尾款。這還是指控，必須等法院認定。但光是這種委託如何被安排，就值得我們停下來看。檢方說法[1]
一個人的身體，在這段指控裡成了可以驗收的成果。不是公開辯論他講的話對不對，而是找人讓他不能演出。我原本最想問的是誰出錢。現在這個問題仍在，但我也想知道：為什麼有人只要交出目標，就可能找到願意跟監、策劃、動手和回報的人？案件報導[1]
這兩個問題的差別很大。找到出資者，可以追究一筆委託；看懂分工，才可能理解為什麼換一個出資者、換一批人，危險仍有機會重來。我不願意因為上游還沒查明，就只剩下對幕後黑手的想像。想像會讓人憤怒，卻未必讓保護更具體。
不過，越是要追問這件事，越需要把被告的回答放回來。黃案移審時，鄭姓被告承認跟監、回傳車牌，卻否認安裝定位器；其他被告也對重傷害未遂的指控提出爭執。羈押不是有罪判決。不能因為我認為受威脅者需要保護，就把仍待審理的事情寫成已確定的犯罪事實。庭上陳述[2]
我不覺得這種區分會削弱對暴力的批判。反而是當指控、承認和爭點都被放在正確的位置，批判才有能夠承受反駁的重量。保護言論自由，也包括不讓政治立場代替刑事證明；否則我們想守住的原則，會先在自己筆下失去界線。
沿著委託往前看，問題又改變了一次。卡米地遇襲案，檢方也指控境外人士指使、在台人士找人動手；但那個不詳人士和黃案的K，並沒有可核對的跨案連結。我可以懷疑，也應該追問，卻不能因為兩起事件手法相近，就替空白處畫上同一個名字。卡米地案[3]
讓我更想弄懂的，是矢板明夫遇襲案裡的人手替換。中檢起訴摘要指稱，原定動手者因擔心風險退出，後來有人因報酬邀約承接。這仍是檢方的說法，但它讓「換人也能做」不再只是幾個案件看起來很像，而成了一次委託內具體出現的環節。中檢起訴摘要[4]
如果有人不做，任務卻沒有停止，光是問某個人為什麼如此仇恨，就不夠了。還要問誰能調度、誰接案、誰知道目的、誰掌握報酬。這不是替動手者減輕責任，而是避免所有責任最後只停在最容易被抓到的人身上。
這些案子都能算「中國買凶」嗎？行政機關歸因與司法證明又差在哪裡？
| 證據到哪一步 | 案例 | 說明 |
|---|---|---|
| 檢方指控境外出資或受僱 | 2020保護傘、2026卡米地、2026矢板、2026黃逸豪 | 另有2024沈伯洋住家監視案 |
| 政府談及中共，未見起訴 | 2024西門町港人旗幟遭搶；2025年11月、2026年2月赴湯工作室遭潑漆 | 旗幟遭中國旅客搶走，陸委會調查後驅逐；赴湯首次遭潑漆，陸委會稱中共指揮；再遭潑漆後，警方對已赴港的梁男開立拘票 |
| 已判刑，所引司法資料未提境外 | 2019何韻詩、2020林榮基、2022恥辱柱 | 何韻詩案另有調查局2025年報告指稱中國涉臺部門運用協力者；這是行政機關歸因，不是所引司法資料證明的內容 |
| 民間放入跨國鎮壓脈絡，指使未證實 | 2023藏人車隊遭衝撞、2026西藏抗暴日晚會遭丟鞭炮 | 有人放入跨國鎮壓脈絡討論，但指使未證實 |
我也需要防止另一種直覺：只要手法像，就以為一切都已連成同一張網。這份報導目前支持的，是境外委託可以接上可購買的執行能力；它還不能證明幾案共用金主，更不能把中國籍出資者直接等同中國政府。這些界線不是修辭上的謹慎，而會決定我們究竟在追問哪一種責任。案件報導[1]、中檢起訴摘要[4]
外國案件讓這個區別更清楚。美國獵狐行動相關案已有定罪與判刑，司法部描述了中國官員、仲介與當地私家偵探之間的關係；這告訴我，國家機關與在地受雇者的聯繫可以被查明。但它證明的是那一案，不能替台灣案件補上尚未取得的證據。美國司法部[73]
看到另一宗美國案時，我又得停一下。檢方指控境外人士付錢，企圖干擾一名藝術家的政治表達；可是他們找上的人和FBI合作。委託、付款和預期傷害，不能直接寫成所有行動都已完成。起訴也不能寫成定罪。這種差別會改變我們對威脅如何被攔下的理解。美國司法部[51]
我因此比較不相信一種省事的故事：從前用某種手法，現在全面改用另一種手法。不同途徑可能同時存在，受害者面對的制度也不同。比較的用途，應該是讓我們認出可檢驗的環節，而不是拿外國的有罪判決，替自己還沒查明的案子定案。
回到黃逸豪，有一件事說不通：一個人要先證明自己受到多少傷害，才配被認真保護嗎？他公開說感到恐懼、擔心親友，同時也說會繼續演出和發聲。這些話可以同時成立。繼續說話不是風險消失，也不應成為政府不用交代保護是否及時的理由。本人回應[49]
把勇敢當成制度的成績，並不合理。「寒蟬效應」這個詞，也不該把每個人的選擇都變成同一個答案。有人可能留下，有人可能離開；恐懼與行動不是一對一的關係。要判斷威脅改變了多少人的表達，需要能比較的資料，不能只靠我的推想。
卡米地案的報導提到觀眾退票；另有媒體轉述場館說清理後照常演出，後者原貼尚未獨立核實。我不能只選其中一件來說故事。退票不等於每一張都出於恐懼，照常演出也不等於所有人都安心。檢方說法[3]、場館說法[74]
這讓我想把一個常被混在一起的問題分開：刑事司法能不能追究，以及受威脅時能不能及時獲得保護。前者必須有嚴格的證明，後者卻不能要求一個人先把幕後金主、資金流向都查清楚，才願意接住他。英國公開指引說，民眾不必先蒐集好證據才能聯絡警方。這不等於自動獲得保護，但至少說清楚，查明威脅不該全是受害者的工作。公開指引[75]
讀到政府說已列管、已通報時，我一度以為能往前推出更多責任。重新看文字後，必須把這個理解收回到證據能支持的地方。局長所說的列管先於車禍回報，並沒有直接給出列管日期。車禍發生和案件回報，也不是同一個時間點。自動逐字稿尚未核聽，更不能讓這個差別消失。立法院影片[76]、自動逐字稿[77]
陸委會所說的專案人員看到貼文後警覺，和國安局接到警政署通報，也可能是前後相接的環節。我不應該把兩種描述直接寫成互相矛盾。這是對我們自己解讀的修正，不是新證據證明政府已經做得足夠。陸委會說法[11]、立法院影片[76]
我仍然認為，行政院平台、國安局、警政署和兩市警方有說明責任。政府已描述一些辨識與保護作為，卻仍缺足以讓公眾檢驗是否及時的時間序。要檢驗的是何時接獲風險、如何評估、何時啟動保護；不需要公布當事人的行蹤或部署細節。陸委會說法[11]、立法院會議附件[78]
不能指定是哪一種失誤，不代表沒有可以追問的責任。若規則沒接住人，就要補規則；若有規則卻沒執行，就要追執行；若合理措施仍然攔不住，就要誠實說明措施的限制。這三種答案需要不同改善。把它們一律叫作「已經列管」，對公眾來說仍然太少。
我也不認為更多監控就是自然的答案。及早辨識威脅，可能需要掌握更多資訊；但這些資訊同樣可能讓被保護者變成被監看的對象。保護的善意，不能自動產生使用權力的正當性。誰能啟動、資料留多久、誤列如何救濟、外部怎麼監督，必須一起被回答。
這裡的取捨不能只要求受威脅的人承擔。國家說需要保密，有其保護當事人和調查的理由；可是保密的範圍也要能被檢驗。一般程序若都不讓人知道，民眾很難分辨保護正在進行、沒有接上，還是已經越界。我的要求不是公開一切，而是讓必要的保密也有責任。
另一個讓我覺得奇怪的判準，是「沒有再報案」。立院答詢中，委員追問官方的嚇阻效果究竟代表停止騷擾，還是沒有再來報案，並提出有人可能因怕報復而沉默的風險。這不是已查明多少人害怕，而是提醒我們，沒有新的紀錄，未必就是安全。公報第46頁[54]
我希望保護成效能從人的安全出發，而不是從一個比較好看的數字出發。要做到這件事，就得承認政府不可能保證零風險，也得承認承諾本身不是成果。合理的限制可以被理解，但需要說明；沒有說明的空白，不該全由當事人的勇敢來填補。
寫到這裡，我對自由的理解比較具體了。它需要刑事程序認真追查委託鏈，也需要政府交代如何及時保護、如何接受監督。兩者都不能省略。我們目前最有把握的要求，不是再替未知金主命名，而是把已看見的分工與仍待交代的責任，留在同一張桌上。
還有一個問題要留給我自己。假設說話的人讓我厭惡，甚至覺得他在傷害我相信的價值，我是否仍願意支持花費公共資源保護他？如果支持，我也要接受成本和不便；如果不支持，保護就可能隨著多數人的喜惡改變。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卻比要求每個受威脅者都勇敢，更值得我們自己面對。
繼續看保護的門檻，我發現自己還需要把「家屬」想得更清楚。跟騷法並非一律排除親友：它另有條款，司法院也提供相應的保護令聲請書。可是，有這條路，和一個具體的人是否符合條件、能否及時走進去，仍是不同問題。跟騷法[53]、司法院書狀說明[79]
這讓我不願意把問題簡化成再加一條罪名。個資法也限制資料的蒐集與利用，刑責另有意圖和損害等門檻。這些條件有保護人的理由：不能因為一個人拿著相機，或與境外的人有聯繫，就跳到有罪的結論。個資法現行適用版本[80]
但對正在害怕的人，這些法律之間的界線不該成為他獨自解開的謎。假設有人因為親人的公開發言而擔心被跟蹤，他可能沒有能力辨識對方的動機，更不可能先查明境外的指揮關係。刑事認定需要嚴格證明；願意聽他說明、評估風險並告訴他下一條路，則不應等到所有證明都完成。
我現在更想追的是這個接續的時刻。誰把一項疑慮變成安全評估？一條法律不適用時，誰負責把人接到別的途徑？如果沒有接上，當事人承擔的是日常生活的風險，不只是法條分類的結果。
政府要及早判斷，也可能遇到資訊不足、警力有限與誤認的難處。這些難處值得被理解，卻需要行政院平台與警政機關說明如何處理。保護不能只靠當事人表現得勇敢，監督也不能只要求國家無限擴張權力。我希望看到的是一條人能走得通、權力也必須交代理由的路。即使威脅還沒有落到自己身上，我們仍會共同決定，這條路究竟為誰開著。
歷史閱讀說明：以上各篇 entry 連同「［圖2］」占位均按原文保留，記錄當時的理解。本次閱讀入口是檔尾 2026-10-27 最後一段 entry。
文／Hank
黃逸豪遭撞案讓我想弄懂的，是檢方描述的付款條件：有人約定報酬，要讓他不能演出，事後還回傳診斷證明請款。這仍是待法院認定的指控，卻已讓一個原本像交通事故的事件，打開另一個問題：當說話的代價可能落在身體上，法律允許我們說話，是否就已經足夠？案件報導[1]
追問政府的保護，我也必須修正自己的推論。我們先前把「回報時已經列管」理解成「車禍前已經列管」，進而懷疑列管只剩登記。但匯流新聞網轉述的列管與保護規劃，沒有交代起始日期，不能替那個時間空白作證。新聞轉述[81]
陸委會說，專案人員看到貼文後提高警覺、展開調查。這和其後的跨機關通報可以相接，不能只因兩個機關各講一段，就認定彼此矛盾。陸委會說法[11]
這個修正沒有讓我覺得問題變小。它只是讓責任的問題更準確：究竟何時接獲風險、何時評估、何時啟動保護？國安局的書面報告有保護受害者的一般承諾，仍沒有補上這個案子的日期。立法院會議附件[78]
我認為，行政院平台、國安局、警政署與新北、臺北警方有責任交代不暴露行蹤與部署的程序和時間序。若有規則卻沒執行，要追執行；若規則有缺口，要補規則；若合理措施仍攔不住，也要說明限制。這些答案不能用同一個「已列管」代替。
一個看似與案件無關的人，也可能在某一天因自己的發言，或因支持某種表達，而需要這套保護。我們不應先要求受威脅者查清金主，才願意聽他說明；也不能因為害怕，就讓國家不受限制地蒐集資訊。我想守住的，是人在不確定中仍能被接住，而掌握保護權力的人，必須為自己的判斷說明理由。
重讀自己前面寫的東西，我發現一直在用一種假設的語氣：法律保障你說話，擋得住有人傷害你嗎？好像侵犯還沒發生，只是一個值得擔心的可能。可是它已經發生了。黃逸豪被跟監，被撞；檢方指控，有人因為他批評中共而出錢，目的是讓他上不了台。被告有沒有罪要等法院，但跟監和衝撞不是假設，被告自己也承認了跟監和開車。檢方指控[1]
我太小心地把「寒蟬效應無法量化」放在前面，結果讓人以為，只要他還在演出，自由就沒有真的受損。這是我的錯。侵犯發生在一個人因為說話而被盯上的那一刻，不是等到他閉嘴才算。他自己在被撞之後寫下：「自由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的事。」中央社轉述[48] 他說會繼續演，也說害怕。繼續演的勇氣是他的；害怕，是有人花錢放到他身上的。
把幾個案子放在一起，被攻擊的也不只是說話的人。卡米地是讓人上台、讓觀眾來聽的地方；犯案者初期給警方的理由，其中一個是不滿業者常提及兩岸議題，另一個是難以訂票。卡米地案[3] 保護傘被檢方形容為庇護香港民主運動人士的餐廳，檢方也說幕後金主要讓它無法正常營業。2020年偵結[7] 被拿走的，是說話的人、提供場所的人、來聽的人，還有每個人都以為理所當然的那件事：走在路上，行蹤不會被陌生人買走。
這不等於我要把所有空白都填上同一個名字。K是誰、幾案有沒有共同金主，仍然沒有公開證據，我不會因為案子相似就替它命名。但說不出幕後是誰，不影響我說清楚被侵犯的是什麼。
所以我現在想問的方式變了。不是「自由還剩多少」，而是：自由已經被侵犯了，誰要負責擋住下一次？出錢和動手的人要負刑責；政府沒有審查他們，這很重要，卻不夠。行政院平台、國安局、警政署和兩市警方，還沒讓公眾檢驗保護是否來得及。國家不審查言論，還得擋得住有人用錢和暴力，在國家之外做審查的事。
上一段我寫得太用力了。說了好幾次「已經發生」，卻沒有回答一個更平常、也更重要的問題：這到底有多大？是幾個倒楣的人，還是任何批評中共的人都該擔心？
我去找數字，找到的比預期少。行政院長卓榮泰7月說，已有120件案子、134人次受到中國跨境鎮壓的威脅，包括公務人員、司法人員、家屬和在台外籍人士。行政院[40] 陸委會給媒體的是另一個數：從2005年算起，121人、135人次，裡面有被點名、被制裁、被禁止入境的人，也有企業團體。報導者[41] 兩個數字都在一百多，卻沒有一個告訴我，其中幾件是被跟監、幾件是被打。
所以我現在的理解是這樣：威脅很可能多半不是動手，而是點名、制裁、監視；被撞、被打的是少數，但已經不只一次。這個判斷有兩面。一面是，不必把每一則新聞都讀成全面的恐怖；另一面很奇怪：政府數得出120件，我卻只能靠自己數公開的起訴案，才推得出動手大概占多少。
陸委會說不公布個案，是為了隱私和家屬安危，這我能理解。可是「每年幾件跟監、幾件暴力」不會暴露任何人。不知道威脅有多大，一般人就只能在誇大和忽視之間擺盪；能結束這種擺盪的，是握有分類數字的行政院跨境鎮壓平台與陸委會，它們到現在公開的仍只有總數。
回頭看前面幾段，我把多數的追問都丟給了台灣政府：何時列管、何時保護、為何不公開。這些問題還在，但順序錯了。被撞的是黃逸豪，下單的是境外的人；先該弄清楚的，是這股力量從哪裡來、往哪裡走。
奇怪的是，這一端有一部分根本不用猜。國台辦自己公布名單，2021年點名三位政治人物，之後一批批加列，2024年加了立委沈伯洋。國台辦[29] 同一年，中國的法院、檢察、公安、國安與司法機關公布22條意見，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者，可判死刑，被告在境外也可在符合條件時缺席審判。意見全文[31] 2025年，重慶公安對沈伯洋立案偵查。新華社[37] 一個國家用自己的刑法，處理另一個社會裡的人說了什麼、做了什麼，而且是公開做的。
具名的這一層，打的多是官員、立委、軍人。挨打、被撞、被潑漆的，卻是一位說相聲的演員、一家喜劇場館、一家港人開的餐廳、一位評論者。他們沒有公職，也沒有護衛，只是公開說了話，或讓別人有地方說話。K是誰、和那些具名的機關有沒有關係，我還說不出來；國安局說是中共所為，但我沒看到逐案的證據。
我能確定的是方向：手段一層層加上去，動手的案子在2026年擠在一起。中檢起訴摘要[4] 這件事和一個從不談政治的人也有關：只要它一直有效，下一個會不會被盯上，就不再由說話的人自己決定，而是由境外某個人覺得哪句話刺耳來決定。
至於件數是不是變多，我又去翻了兩份年度報告，還是沒有答案。自由之家2026年的報告只給全球總數。自由之家[82] 陸委會自己的績效報告，把跨境鎮壓列為「蒐整研析」的議題，沒有寫件數。陸委會[83] 有一點讓我覺得奇怪：22條意見公布那天，政府的回應是宣示北京沒有管轄權，接著提高赴陸旅遊警示，提醒的是要去中國的人。陸委會[32] 可是後來被撞、被打的人，都沒有離開台灣。
那要怎麼擋？上游抓不到，能碰到的是台灣這一端：願意為兩天的錢去跟蹤陌生人的接案者、跟監階段還接不上的法律、找不到入口的保護。這些都該由政府補上，但它們是防線，不是侵犯的源頭。我想把這兩件事分清楚，才不會在追問自己人的同時，讓真正出手的那一方從句子裡消失。
之前我寫「跟監階段的法律還接不上」，以為這是黃案發生後才被看見的洞。去讀立法院1月12日那場會議的紀錄，才發現不是這樣。那天陸委會副主委在委員會上說，有人受指示針對某人的言論去恐嚇，「或是跟蹤他，或者潑漆、打人，類似這樣。這個東西到目前反滲透法還沒有具體規定」。立法院公報第29頁[58] 同一場會議，法務部說還沒收到行政院的指示，所以沒有條文；陸委會說「執政團隊應該會有一個方案出來」。公報第32頁[58]
八個月後，黃逸豪被跟監、被撞。行政院10月22日的說法，仍是正在研議，程序完備後才送立法院。政院指示[60]
這改變了我對責任的理解。一個沒人預見的漏洞，和一個已經在國會被說出口、卻沒有變成條文的漏洞，是兩回事。前者是制度設計追不上，後者是知道了，卻沒有拿出自己的條文。我能理解刑度難定：法務部擔心一律加重會罰過頭，這個顧慮有道理。可是有爭議，應該把條文拿出來辯；九個月過去，行政院的《反滲透法》條文仍沒有出現。
我也想過另一種可能：行政院也許把這件事放進了別的法。它在2025年12月送出的《國安法》院版，確實新增了「中間人」的責任，轉託別人犯案的人要和動手的人同罰；但這套設計只用在替境外勢力發展組織、刺探機密和竊取關鍵技術。《國安法》院版第8條之1[84] 奇怪的地方就在這裡：轉託鏈怎麼處罰，行政院已經會寫；黃案正是一條轉託鏈，檢方指稱K委託鄭男，鄭男和游男策劃，游男再找人開車。分工與回報[1]同一套邏輯，保護的是機密，還沒有用來保護一個說話的人。
這不會讓出錢、動手的人少負一分責任。只是當一個人因為說話被盯上，他能不能被法律接住，不該取決於下一件案子什麼時候上新聞。
看到黃逸豪2026年9月遭車撞傷的新聞，我想先問：為什麼一個人的演出，會成為別人付錢要阻止的事？新北檢指控，境外委託者約定45萬元，先付25萬元，事後又因傷勢未達要求而拒付尾款。這套付款安排，把一個人能不能繼續上台，變成有人要驗收的成果。黃案起訴報導[1]
跟著這個問題看其他案件，還有一個需要分清的地方：付錢的人要什麼，和動手的人知道多少，是兩回事。矢板明夫2026年7月在台中遇襲，中檢指控香港成員受僱來台，出資者意在威嚇言論自由，原定人手因風險退出後另有人承接；被起訴的廖男則否認事前知道對方的媒體評論者身分。中檢起訴摘要[4]
出資者的目的仍是檢方指控，要接受法庭檢驗；執行者的否認也必須保留。但這兩層可以同時存在。沿著錢和指令往上追，才能問清楚誰想壓下言論；追問接單者是否知情，則關係到每個人應負多少責任。把所有人都當成同一種政治行動者，會看錯分工；只看到動手的人，又會讓付錢的人從責任裡消失。
黃案的法庭報導，也記下鄭男否認裝GPS，以及法院裁定四人羈押、一人交保，K仍在逃。這讓我有理由追問上游難追的問題，卻還不能算出上游的犯罪風險有多低。移審庭報導[2] 卡米地案的五萬元，是檢方所稱交給執行者的報酬，和黃案的約定總額口徑不同。把它們相除，算不出這種犯罪正在如何升級。卡米地案[3]
我目前的判斷是，黃逸豪、卡米地等案已讓我們看見，境外委託能把跟監與施暴拆成可轉包、可驗收的工作，代價卻由說話者與場所承擔。各案是否共享上游，仍不能從相近分工推出。中國黨政機關對自己的具名施壓也應負責：2024年公布的22條意見，以刑事懲罰對付被指為「台獨頑固分子」的人。意見全文[31] 這與它們是否逐案指揮攻擊，須分開證明。出錢、轉包、動手的人應各負其責；台灣政府則要把防線放到傷害發生以前。行政院2026年1月已從自己的官員口中承認跟監缺口，應拿出條文讓社會辯論，而不能一直停在研議。立法院公報第29、32頁[58]
我們也得決定，保護一種自己不喜歡的言論，願意共同付出多少代價。查明誰在委託、誰在轉包、誰交付成果，才能讓責任沿著分工往上追；保障說話的安全，也不能要求受威脅的人等到所有上游都被抓到。
看到黃逸豪遭撞的新聞，我想知道：為什麼一場演出會成為別人願意花錢阻止的事？新北檢的起訴指控，寫了45萬元約定、25萬元前金，還有因傷勢未達要求而拒付的20萬元尾款。對委託者而言，一個人能不能上台，竟成為要驗收的工作成果。黃案起訴報導[1]
再看矢板明夫遇襲案，分工更清楚。中檢指控香港成員受僱來台，原定人手擔心風險退出後，由另一人承接；出資者想藉攻擊威嚇言論自由，被起訴者卻否認事前知道目標的媒體評論者身分。中檢起訴摘要[4] 付錢的人想壓下什麼聲音，動手的人知道多少，是兩個都必須追的問題。不能因為前者還沒到案，就讓責任只剩眼前抓到的人；也不能用政治目的，省略對每個人知情與行為的證明。
我目前的理解是：這些案件顯示，境外委託能把跟監與施暴拆成可轉包、可驗收的工作，讓說話者與場所承擔代價。這不等於已找到共同金主。中國黨政機關另外公開施壓，2024年22條意見就是它們自己發布的刑事懲罰規範；這一層的責任不必等買凶指揮鏈查清才談。意見全文[31]
對一般人而言，要守住的不只是喜不喜歡某種政治笑話。人們能不能批評、聽別人說話、提供一個場所，不應由願意付錢威嚇的人決定。受害者繼續說話，也不能變成其他人可以不必處理風險的理由。
台灣政府的工作是把防線往傷害發生以前移，但法律要看得準。《國安法》院版確實有轉託中間人責任，仍要連到組織或機密等行為，不能只看見「中間人」就認定政治跟監已被涵蓋，也不能反過來說這套規範完全無用。院版第2、8條之1[84] 行政院官員2026年1月已在國會承認《反滲透法》缺乏具體規定，10月仍說正在研議。立法院公報[58]、政院說明[60] 行政院應把承諾的方案拿出來辯論，說清楚如何攔阻委託，又如何避免把防範威脅變成監看批評者。
把責任沿著出資、轉託與執行往上追，才能對準這種侵犯自由的做法。保護不該要求受威脅的人先證明整個網絡；追訴則仍須逐人、逐案證明，不能把兩種門檻混成一個。
黃逸豪遭撞的新聞，起初像是一場車禍。新北檢卻指控，有人受託跟監、安排衝撞，還把診斷證明一層層傳回出資者K，想領剩下的報酬。拿來處理傷勢的紙，在這條指控裡成了請款憑證。新北檢新聞稿[5] 我想弄懂的是：阻止一個人上台，怎麼會變成可以分工、交差的工作？
付錢的人想壓下什麼聲音，和接案的人知道多少，要分開追。鄭姓被告在庭上承認跟監，卻否認裝定位器，並說K交代的理由是討債；其他人也爭執重傷害未遂的指控。移審報導[2] 對暴力的批評不能代替法院逐人證明，但逐人證明也不能讓追查只停在最容易抓到的人。
這關係到每個願意說話、聽演出、提供場所的人。被威脅者繼續說話，是他的選擇，不是制度已經成功保護他的證明。讓人為表達承擔身體風險，本身就侵犯自由，不必等到所有人都沉默才算數。
我目前的理解是：黃案把撞人變成憑診斷書請款的工作；《反滲透法》若沿用原門檻，還得追出K的政治組織關聯。這部法不只問誰出錢，也問出資者是否連到敵對勢力的政府、政治組織或其派遣的人。第2、6條[52] 這是特別追訴的門檻，不是所有傷害罪的門檻，更不能變成政府開始保護一個人的條件。
美國獵狐案讓這個區別具體起來：鄭從應的外國代理人罪無罪，跟蹤罪仍成立。法院也支持他參與跟蹤共謀的認定，沒有認定他與中國官方無關。法院裁定第18、35至40頁[56] 比較的用途，是看見不同罪名各自要證明什麼；不是拿美國定罪替台灣案件補空白。
政府仍得把承諾的條文拿出來。國會也不能把未排審自動解釋成只能等院版：同會期的選罷法，只有委員、黨團版本，議程仍安排逐條審查。5月7日議程[63] 行政院負責提出方案，李柏毅、廖先翔負責說明排審取捨，彼此的責任不會抵銷。
提早保護同樣有代價。行政院已要求掌握可疑境外人士，以及與其接觸者的動向。院會指示[70] 接觸不等於協力，認識流亡者也不該自動成為被懷疑的理由。我要追問的是：國家如何在危險還沒完全查清時保護說話的人，同時不讓保護的辦法把更多無辜的人納入監看？
黃逸豪遭撞的新聞，追到後來出現一張診斷證明。新北檢指控，受託的人把它一層層傳回出資者K，作為請款依據；K卻嫌傷勢太輕，拒付尾款。一個人能不能上台，在這條指控裡成了可以驗收的成果。新北檢新聞稿[5]
我想追的仍是這件事：阻止說話，為什麼能拆成跟監、動手與回報，交給不同的人完成？這不只關係到演員。提供場所、買票聽演出、公開批評政治的人，都不該由願意付錢施暴的人決定可以做什麼。有人繼續說話，不代表他沒有受到侵犯；自由也不能只留給願意承擔身體風險的人。
沿著其他案件比較，有一個區分必須守住。何韻詩遭潑漆案，法院新聞稿記載的是被告與她政治立場相左、不滿她參加遊行的動機。法院新聞稿[19] 調查局交給立法院的報告，卻指稱中國涉臺部門運用協力者犯案，沒有公開對應的命令或金流。調查局報告第1、2頁[24] 這兩種說法不必然互相否定：一個人可以有自己的政治不滿，也可能受到指使。但誰下單，仍要另有證據；情報機關說了，也不等於法院已經證明。
這讓責任更具體。調查局既然作出歸因，就應讓指控接受證據檢驗；檢方則須逐人證明行為與知情，不能用整體政治目的代替。要求證明，不是在替暴力找理由，而是讓追查有辦法到達真正應負責的人。
我目前的理解是：黃案把撞人變成憑診斷書請款的工作；《反滲透法》若沿用原門檻，還得追出K的政治組織關聯。現行法對滲透來源有特定定義，一名中國人士出錢，與法律要求的來源關係仍是兩個問題。第2、6條[52]
行政院必須提出承諾的方案，警政署與跨機關平台則不能把開始保護的時點綁在歸因完成之後。提早介入也有代價：掌握與可疑境外人士接觸者的動向，可能碰到正常往來與無辜者的隱私。院會指示[70] 國家要能在證據還不完整時保護人，也要說清楚懷疑的界線。追查上游、逐案證明和提早保護，是不能互相抵銷的責任。
黃逸豪遭撞的新聞，追到後來出現一張診斷證明。新北檢指控，受託的人把它逐層傳回出資者K請款，K卻嫌傷勢太輕而拒付尾款。原本用來說明傷勢的文件，在這條指控裡成了驗收工作的依據。新北檢新聞稿[5] 我想追的是：阻止一個人說話，怎麼能拆成由不同人接手的工作？
這關係到上台的人，也關係到提供場所、買票聽演出的人。讓人為表達承擔身體風險，本身就侵犯自由，不能等到每個人都沉默才承認它發生。施暴者的要求不該成為其他人生活的規則。
追查也需要分清楚問題。何韻詩案的法院新聞稿記錄被告與她政治立場相左；調查局另向國會指稱中國涉臺部門運用協力者犯案。法院新聞稿[19]、調查局報告第1、2頁[24] 兩者可以並存：有自己的政治不滿，不代表沒有接受指使；但機關的歸因，也不能直接當成法院已證明。真正要往上追的，是委託與行為之間的證據。
我目前的理解仍是：黃案把撞人變成憑診斷書請款的工作；《反滲透法》若沿用原門檻，還得追出K的政治組織關聯。第2、6條[52] 逐人證明責任有其必要，開始保護卻不能要求當事人先查清整個網絡。
內政部說，警方在黃逸豪尚未察覺前就主動發掘案件，報告卻沒有發掘與保護的日期。內政部第3頁[85] 這個差別很具體：早於一個人知道自己被針對，不一定早於傷害。平台、警政署應把這段時間序說清楚，讓保護的承諾能被檢驗。
證明犯罪需要耐心，受威脅的人卻得繼續過日子。我們可以要求執法機關把責任追到下單的人，也必須要求保護不要等到追查結束。這兩個要求同時成立，才不會讓自由只剩願意冒險的人享有。
相聲演員黃逸豪2026年9月11日在新北遭車撞傷。新北地檢署10月21日起訴五人，指控一名暱稱「K」的中國人士不滿他抨擊中共政權，出錢委託在台灣的人跟監、製造假車禍，事後還拿診斷證明回報請款 [1][5]。被告承認跟監和開車，但對罪名和K的動機各有說法 [2]。
類似的案子不只這一件。2020年庇護港人的保護傘餐廳、2026年5月黃逸豪排定演出的卡米地喜劇俱樂部、7月評論者矢板明夫遇襲，檢方都指控有境外出資或境外僱人，在地的人動手 [7][3][4]。流亡港人赴湯、歌手何韻詩等人也曾遭潑漆，但各案境外關聯的證據強弱差很多 [13][19][24]。
現在卡在兩件事：境外下單的人沒有到案，現行《反滲透法》要證明下單者和中國政治組織有關才接得上；跟監階段的保護也還沒有公開的時間序 [5][52][42]。這一版補上了調查局對何韻詩案的歸因，以及11月5日政府報告的內容 [24][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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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聲演員黃逸豪2026年9月11日遭車撞傷。新北地檢署10月21日起訴五人，指控一名暱稱「K」的中國人士因不滿他抨擊中共政權，出錢委託在台人士跟監、製造車禍，要讓他無法出席9月20日的演出。被告是否有罪要等法院認定，但跟監和衝撞已經發生，被告也承認了跟監和開車。案件報導[1]、被告陳述[2]
這不是孤立的一件。2026年5月，他排定演出的卡米地喜劇俱樂部先遭潑漆；7月，媒體評論者矢板明夫在台中遭毆打。卡米地案[3]、矢板案[4]
一個人因為說話被盯上、被撞，自由已經受到侵犯。這股威脅從哪裡來？先看錢怎麼流、事情怎麼分給不同的人。
新北地檢署的新聞稿把這條線寫得很細。檢方指控，K以45萬元為報酬委託鄭姓被告；鄭男自7月25日起跟監、在機車裝GPS，把個資交給K，取得25萬元前金。鄭男再與游姓被告策劃假車禍，交給游男10萬元；游男以事成後付10萬元為條件找上黃姓被告，先給9萬元買車；黃男又找來范、廖兩人，一人在巷口監看，一人在車內錄影，錄影是為了事後回報和請款。新北檢新聞稿第2、3頁[5]
這場攻擊是怎麼變成一件可以請款的工作？
9月11日衝撞之後，檢方說開車的人中途停手，沒有造成重傷。接下來才是最不像一般犯罪的部分：他們假借協助理賠，拿到載有個資的診斷證明書，9月12日翻拍後從黃男傳給游男、鄭男，再傳給K。K不滿傷勢太輕，拒付20萬元尾款。新北檢新聞稿第3、4頁[5]
10月22日移審庭上，鄭男坦承重傷害未遂等罪，卻否認裝GPS；他說7月曾跟監黃逸豪，只把車牌回傳給K，又說K告訴他黃逸豪欠中國朋友債務。開車的黃男不認重傷害未遂，辯護人說黃逸豪未住院；范男說車速約30到40公里。法院裁定四人羈押禁見、一人交保，理由之一是K仍在逃。移審庭報導[2]
「討債」是K對鄭男說的理由，不能證明或推翻K的動機；即使照鄭男自己的說法，他仍跟監並向K回報。到這裡能說的是：在台灣的人被抓到了，境外下單的K沒有。這種「境外出錢、在地動手」的案子，還有別的嗎？
黃逸豪2025年12月在卡米地演出諷刺習近平的相聲，片段2026年1月上網後廣為流傳；他排定5月29、30日再到那裡演出。5月29日開演前，卡米地遭潑漆與穢物。演出與攻擊[6] 犯案者初期向警方說，是不滿業者談兩岸議題、又難以訂票；北檢9月29日起訴時則指控，劉姓男子受中國大陸不詳人士指使，再教唆郭姓男子，犯案後交付五萬元。郭男承認，劉男否認。卡米地案[3] 兩案動手者不同，K與「不詳人士」是否同一人，公開資料沒有交代，我們不把兩者連在一起。
這些案子都能算「中國買凶」嗎？行政機關歸因與司法證明又差在哪裡？
| 證據到哪一步 | 案例 | 說明 |
|---|---|---|
| 檢方指控境外出資或受僱 | 2020保護傘、2026卡米地、2026矢板、2026黃逸豪 | 另有2024沈伯洋住家監視案 |
| 政府談及中共，未見起訴 | 2024西門町港人旗幟遭搶；2025年11月、2026年2月赴湯工作室遭潑漆 | 旗幟遭中國旅客搶走，陸委會調查後驅逐；赴湯首次遭潑漆，陸委會稱中共指揮；再遭潑漆後，警方對已赴港的梁男開立拘票 |
| 已判刑，所引司法資料未提境外 | 2019何韻詩、2020林榮基、2022恥辱柱 | 何韻詩案另有調查局2025年報告指稱中國涉臺部門運用協力者；這是行政機關歸因，不是所引司法資料證明的內容 |
| 民間放入跨國鎮壓脈絡，指使未證實 | 2023藏人車隊遭衝撞、2026西藏抗暴日晚會遭丟鞭炮 | 有人放入跨國鎮壓脈絡討論，但指使未證實 |
更早是2020年的保護傘餐廳，由香港反送中抗爭者的義務律師開設。中央社轉述北檢調查：身分不詳的中國金主透過在中國的台籍中間人找人犯案，事後把影片傳回；檢方說金主要讓這家庇護港人的餐廳無法營業。檢方未查得四人有特定政治意識形態；一審認定他們因金主與中間人許以小利而犯案。四人後來判刑確定，中間人與金主仍待追查。2020年偵結[7]、一審報導[8]、後續程序[9]
2026年7月矢板明夫遇襲案多了一層。臺中地檢署起訴摘要指稱，受僱來台的香港幫派成員中，原定動手者因擔心風險退出；調度者轉告廖姓被告，若改由他動手，「上面」願付港幣十萬元，廖男因而承接。四名已出境共犯遭通緝，幕後指使者另案偵查。檢方指控出資者想藉公開毆打威嚇言論自由；廖男則否認事前知道被害人是媒體評論者。中檢起訴摘要[4] 國台辦7月8日的說法則相反，稱這是出於義憤、「完全是偶然发生的普通治安类个案」；它沒有提出可檢驗的事實，也不是法院認定。國台辦[10]
四案呈現相近的有償分工，人手來源卻不同：黃案、卡米地與保護傘案利用在台接單者；矢板案則由受僱的香港成員來台，並出現同一任務內換人執行。各案動手者已被起訴、判刑或通緝，幕後完整指揮鏈仍待追查。黃案[1]、卡米地案[3]、保護傘案[7]、矢板案[4] 陸委會發言人梁文傑10月22日說，檢調找到的中國上游往往用化名，職務也可能是假的。陸委會說法[11]
但這四案只是檢方已寫出境外出資或受僱的案子。往前翻，攻擊更早就開始了。最接近黃案的，是流亡來台的香港行動者赴湯。2025年11月20日，香港廉政公署以涉嫌煽惑他人不投票為由通緝他；廉署公報[12] 3天後，他在士林的泰拳工作室遭潑紅漆。梁文傑稱這是「中共指揮香港人士來台進行跨境鎮壓」；報導列出的依據是影像鎖定兩名港人、犯前假借名義勘查、犯後立刻返港，沒有公開命令或金流。中央社稿[13] 2026年2月4日又遭潑漆。警方說，台籍港人梁男前一晚入境，凌晨動手，早上飛往香港，已開立拘票；我們查不到他到案或起訴的紀錄。中央社[14] 陸委會回應時說不容許「配合中共」的破壞行為，沒有直接說此案受指使。陸委會第006號新聞稿[15] 赴湯自己的讀法是，對方付出的成本不低，以後也不能再來台灣，「會不會是他們其實有點在試，台灣這邊的那條線在哪裡」。公視[16]
代價落在誰身上，這一案看得最清楚。協助他的人對《鏡週刊》說，第二次潑漆後，鄰居帶著里長連署要他們搬走。鄰居的害怕是真的，他們沒有做錯什麼，赴湯也沒有；動手的人花一晚上，恐懼卻留給一整棟樓的人互相處理。鏡週刊[17] 另一位開茶餐廳的在台港人，在2026年2月刊出的訪問中則說，在台灣很安全，因為這裡有法治。太報[18] 這是一個人的感受，不代表在台港人都如此，也不抵銷已發生的攻擊；它和鄰里的恐懼同時存在。
更早的案件，也要把犯案動機與誰在背後指使分開。2019年香港歌手何韻詩遭潑紅漆，臺北地院認定被告的動機是與她政治立場相左，又不滿她以觀光名義入境卻參加集會，判三月，法院新聞稿[19] 2022年確定。中央社[20] 2020年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遭潑漆，一審認定主嫌不滿他宣揚香港問題的理念，找人一人潑漆、一人攝影；法院新聞稿[21] 二審判三人六到八月。公視[22] 2022年復刻的六四「恥辱柱」遭噴漆，檢方指稱出資者付1萬元酬勞，並與統促黨成員互動密切，法院判三人三到四月。中央社[23] 何韻詩、林榮基兩案的法院新聞稿，都沒有記載境外指揮或資金來源；新聞稿不是判決全文，恥辱柱案我們也只有報導。
何案還有必須保留的反證：法院新聞稿說，另外十名被告的共同犯罪或幫助犯罪證據不足，判無罪；對胡姓被告，檢方也未能證明強制罪與妨害集遊的要件。這限制了能用本案證明的犯罪分工與妨害行使權利範圍。法院新聞稿理由三、四[19]
但司法資料沒寫到境外，不代表政府其他機關也沒有歸因。調查局2025年10月30日向立法院提出的報告，已指稱中國涉臺部門運用協力者向何韻詩潑漆；報告沒有公開相應的命令、通訊或金流，也不是法院認定。調查局報告第1、2頁[24] 在地政治不滿與境外指示可能同時存在。政治立場相左，不能單獨回答誰在背後指使；恥辱柱案則顯示，檢方已指控在台出資找人犯案，卻未在所引報導中交代境外來源。要分開問的是誰有何動機，以及誰下單。
法院還沒認定K是誰。檢方自己的新聞稿在這裡有兩種寫法：犯罪事實段只寫「暱稱『K』之大陸地區人士」，求刑段卻寫「本案係中共涉嫌透過跨境鎮壓手段，指揮我國不法份子」，中間沒有公開任何把K連到中共的證據。新北檢新聞稿第2、4頁[5] 鄭男在庭上說，K是他母親朋友的兒子。移審庭報導[2] 這是被告說法，也不排除K之上還有人。新北檢應該在審判中把這一層證明出來，否則「中共指揮」只是一句求刑理由。K是官方的人還是民間的人，也不只是好奇：後面會看到，這決定了法律接不接得上。
在野陣營的追問也落在這裡。國民黨立委傅崐萁要求政府把可公開的證據、幕後指使者與金流攤開；中央社[25] 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質疑，K屬於官方體制、激進分子或有人反串，起訴內容都沒有明確證據，主張先查本土買凶的產業鏈；Newtalk[26] 黃國昌譴責中共，也要執法機關別虎頭蛇尾。中央社[27] 這些說法都沒有否認暴力已經發生，問的是歸因的證據；這個問題問得對。
但有一部分源頭不必猜，因為中國官方自己公開了。
2021年11月，國台辦點名蘇貞昌、游錫堃、吳釗燮為「台獨頑固分子」，禁止本人及家屬入境中國與港澳；2022年8月再加列蕭美琴等七人，2024年10月加列立委沈伯洋與曹興誠，2026年1月加列劉世芳、鄭英耀，另把一人列為「台獨打手幫凶」。2021年名單[28]、2024年加列[29]、2026年加列[30]
點名之後是刑事規範。2024年6月21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公布懲治「台獨頑固分子」的22條意見：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者，可判死刑；被告在境外、符合條件時可缺席審判。意見全文第6、17條[31] 陸委會當天回應，北京當局對台「完全不具司法管轄權」。陸委會新聞稿[32]
再來是執行。2025年3月26日，國台辦網站開設舉報「台獨打手、幫凶」的專欄並公布舉報信箱，說會「择期曝光」，當晚點名其中11人；國台辦發言[33]、國台辦[34] 6月廣州、10月廈門的公安局懸賞20名與18名台灣軍方人員；國台辦回應[35]、新華社[36] 10月28日，重慶市公安局宣布以涉嫌分裂國家罪對沈伯洋立案偵查。新華社[37]
這些是國家機關具名做的事：點名、立法、懸賞、立案，目的是讓被點名的人和他們身邊的人付出代價。另一層則不具名。國安局10月22日交給立法院的報告，把「中共」列為主詞：指使境外及在台協力者監視、跟拍，冒名寄恐嚇郵件，甚至製造肢體衝突、潑漆、假車禍，「使人心生畏懼，引發寒蟬效應」。國安局報告第11頁[38]
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10月28日則說，「跨境鎮壓」的說法「完全是子虛烏有」；報導沒有記載他提出可檢驗的事實。中央社[39] 國台辦與中國司法、公安機關，對那些具名施壓負責。國安局則把不具名攻擊歸於中共；這項整體歸因，還需要各案的通訊、金流與司法認定來檢驗。
源頭有了方向。下一個問題是：這些事是不是愈來愈多？
先看件數。卓榮泰7月8日說120件、134人次，沒交代從何時算起，也沒有分類。行政院新聞稿[40] 陸委會回覆《報導者》的是另一個口徑：自2005年起算121人、135人次，人與企業團體合計。報導者[41] 兩份來源的單位不同，不能相減當新增案件。
新聞裡的數字，哪個能回答「台灣有多少人被暴力威脅」？
| 數字 | 誰說、何時 | 數的是什麼 | 不能拿來說 |
|---|---|---|---|
| 120件、134人次 | 行政院長卓榮泰，2026年7月8日 | 受中國跨境鎮壓威脅的案件與人次 | 起算時間與分類都沒公開 |
| 121人、135人次 | 陸委會回覆《報導者》，2026年7月 | 2005年起累計，人與企業團體合計 | 不能和上一列相減 |
| 131人、149人次 | 陸委會，2026年11月5日 | 2005年起九類樣態合計 | 無各類件數，不能算暴力占比 |
| 9案、其中4案起訴 | 警政署，2026年11月4日 | 針對境外勢力勾串黑幫、徵信業者等的偵辦成果 | 未列各案與起算，不代表全部受害事件 |
| 4起 | 本報導整理 | 2020至2026年檢方指控境外出資或受僱的實體攻擊 | 不是全部攻擊，不能當發生率 |
| 319起 | 自由之家 | 2014至2025年全球歸於中國的直接、實體事件累計 | 不是台灣的數字，也不是定罪數 |
手段是不是愈來愈多、愈來愈重？
| 時間 | 中國官方具名措施 | 在台跟監與攻擊 |
|---|---|---|
| 2019年 | — | 何韻詩：所引司法資料未提境外，另有調查局境外歸因 |
| 2020年 | — | 保護傘：檢方指控境外出資；林榮基：所引司法資料未提境外 |
| 2021年11月 | 點名：國台辦公布「台獨頑固分子」，列時任行政院長蘇貞昌、立法院長游錫堃、外交部長吳釗燮 | — |
| 2022年 | 8月加列：蕭美琴、顧立雄、蔡其昌、柯建銘、林飛帆、陳椒華、王定宇等 | 恥辱柱：所引報導未提境外 |
| 2024年6月 | 22條意見：懲治「台獨頑固分子」的刑事規範 | — |
| 2024年10月 | 加列沈伯洋（同時點名曹興誠） | 沈伯洋住家監視：檢方指控境外委託 |
| 2025年3月 | 舉報專欄：國台辦開設舉報「台獨打手幫兇」 | — |
| 2025年6月 | 廣州懸賞：點名國軍資通電軍人員 | — |
| 2025年10月 | 廈門懸賞：點名國軍心戰大隊人員；重慶立案：對沈伯洋立案偵查 | — |
| 2025年11月 | — | 赴湯首次遭潑漆：未見起訴 |
| 2026年1月 | 加列：內政部長劉世芳、教育部長鄭英耀 | — |
| 2026年2月 | — | 赴湯再遭潑漆：未見起訴 |
| 2026年5月 | — | 卡米地：檢方指控境外指使 |
| 2026年7月 | — | 矢板：檢方指控境外受僱 |
| 2026年9月 | — | 黃逸豪：檢方指控境外出資 |
陸委會11月5日報告列自2005年起131人、149人次，涵蓋實體攻擊、刑事追責等九種樣態，沒有各類件數。陸委會第2頁[42] 警政署11月4日另公布偵辦9案、其中4案經檢察官起訴，未列九案清單與起算。警政署[43] 受威脅人數與偵辦案件是不同集合，不能相除當暴力占比。
件數之外，可以核對的是手段的時間順序（見圖4）。攻擊本身則不是2026年才出現：圖2的案例從2019年就有。我們選入的四起境外委託攻擊，三起發生在2026年。這只描述選例，無法區分委託變多、偵查往上追或選樣差異，因此不拿來推斷整體趨勢。監視也到了立委身上：沈伯洋住家外被裝攝影機，2024年10月起38天、24小時拍攝他和家人進出；北檢起訴四人、通緝兩名港人，徵信業者以36萬元接下委託、再以18萬元轉包。關鍵評論網[44] 國安局長蔡明彥10月22日說跨境鎮壓「有升溫趨勢」。公視[45]
官方的分類只到對象。卓榮泰說，受威脅的包括公務人員、司法人員、無辜家屬與在台外籍人士。行政院新聞稿[40]
把公開案例排在一起，對象的差別沒有表面上那麼整齊。中國官方的點名、懸賞、立案，多數涉及官員、立委與軍人，也有檢察官、牙醫與網紅。國台辦[34] 檢方指控境外出資的四起實體攻擊，則落在演員、喜劇場館、庇護港人的餐廳與媒體評論者身上。黃案[1]、卡米地案[3]、保護傘案[7]、矢板案[4] 這幾人和這幾個場所，都不在國台辦公開明列的姓名裡，而沈伯洋住家遭監視，也早於他被列名，所以這份名單看不出是攻擊的目標清單。但赴湯案是另一種順序：香港當局通緝在前，潑漆在後，相隔幾天；時間相近不能證明指揮關係，只是提醒我們，公開點名與攻擊的關係不能一概而論。我們看到的是：政治威嚇可以打擊公開說話的人，也可以打擊讓這些聲音被聽見的場所，而且流亡者一直在其中。沈伯洋案更顯示，監視會牽連家屬。沈案[46]
所以被侵犯的不只一個人。說話的人被要求不能上台；提供場所的人被要求不能營業；來聽的人，卡米地案的起訴報導提到觀眾退票，負責人對華視說當場退了1萬多元；華視[47] 每個人都有的那份自由，行蹤不被陌生人掌握，也被拿去買賣。黃案起訴[1]、卡米地案[3]
被攻擊的人怎麼說？黃逸豪10月21日在臉書上寫：「自由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的事。」中央社轉述[48] 他說自己感到恐懼、擔心親友，但會繼續演出，不讓施暴者認為暴力有用。本人回應[49] 赴湯說：「如果停下來發聲說話，會讓他們更加的過分」。公視[16] 卡米地潑漆後的聲明說：「喜劇可以接受批評，可以被討厭，但絕對不接受威脅」。鏡報[50] 他們沒有被嚇退，但都先說出了代價；繼續說話，不代表侵犯沒有發生。
要保護下一個人，還得往動手之前找攔阻的機會。
黃案的鏈條裡，每一層都是一個可能說不的人。國外有沒有人在這一層攔下來過？
加州一案，檢方指控兩名男子付錢要人在一名反習近平藝術家車上裝追蹤器、割輪胎、毀作品；他們找上的人其實都和FBI合作。兩人在塞爾維亞被捕後逃脫，遭國際通緝。這仍是指控。美國司法部[51]
加州案顯示，接案的人與執法單位合作，可以提供動手前攔阻的機會，但不足以證明制度整體的嚇阻成效。台灣可以把接案查核與可疑委託通報接起來，業者要負擔查核成本，也要避免把合法委託誤當威脅。台灣可以在哪裡介入？
黃案已依重傷害未遂、個資等罪起訴，現行法不是無法處罰。但新北檢指出，移送的《反滲透法》第6條部分沒有一併起訴，因為該法對這類跟監、傷害「尚未完整規範」。新北檢第4頁[5]
為何抓到動手者，仍不等於動手以前接得住？
| 工具 | 主要門檻 | 回答不了的部分 |
|---|---|---|
| 現行刑法等 | 傷害未遂、個資等各罪要件 | 能追訴已發生的行為，不等於跟監初期就有保護令 |
| 《反滲透法》及行政院已宣布的修法方向 | 先證明與滲透來源有關聯，再看列入哪些行為 | 院版未公開，不能說必然涵蓋一般民間出資 |
| 《跟騷法》 | 針對本人的跟蹤，原則上須與性或性別有關等要件 | 純政治動機不能只憑有跟蹤就取得該法保護 |
缺口有兩道。第6條列舉的犯罪不含傷害；第2條又要求出資、委託來自境外敵對勢力的政府、政治組織、其控制的組織或派遣之人。反滲透法[52] 這意味著，即使把傷害補進去，也不能只證明K是中國人；仍要證明他符合這種來源關聯。這是特別追究境外滲透的門檻，不能把它和刑法的傷害罪混為一談。
傷害以前呢？《跟騷法》對直接針對本人的跟蹤，還要求與性或性別有關。2026年7月已有刪除此要件的提案，內政部擔心擴大後打亂性別暴力防治分工，主張可用其他法律處理；委員則追問政治跟監如何接住。當時只到詢答。跟騷法第3條[53]、7月公報第34、35、59、65頁[54]
美國聯邦跟蹤罪不要求性別動機或外國政府關聯，仍須證明特定意圖、跨州或跨國等連結，以及恐懼或重大情緒痛苦等法定結果。§2261A[55] 獵狐案被告鄭從應兩項外國代理人罪無罪，跟蹤及共謀跟蹤兩罪仍成立。法院裁定第18頁[56] 這不等於法院認定他與中國官方無關：裁定也認為證據足以支持他參與同一跟蹤共謀（第35–40頁）。兩套罪的證明問題，本來就不同。
這種法律更能直接處理威脅行為，代價是適用範圍更廣。美國第三巡迴上訴法院在Yung案限縮「騷擾」「恐嚇」的解釋，以免侵害言論自由。Yung案第15、16頁[57] 個案定罪不能證明整體威脅已下降。 台灣若走一般跟蹤罪或刪除性別要件，必須保留合法採訪、徵信、蒐證的空間，明定意圖與危害門檻。
政府早已知道缺口：2026年1月梁文傑在國會說受指示跟蹤、潑漆、打人尚無具體規定，執政團隊應有方案。1月公報第29、32頁[58] 卓榮泰10月13日承諾把受境外敵對勢力指示、委託、資助的跟監等行為放入《反滲透法》；10月22日仍稱研議中。10月13日[59]、10月22日[60] 法務部11月5日報告提出增訂罪責、擴充處罰類型，以及沒收與網路規範的方向；仍以為滲透來源實施犯罪為表述，沒有附修正條文。法務部第4頁[61] 若沿用第2條門檻，K的組織關聯仍是追訴問題。這不代表保護他人須先等到歸因完成。
國會也有責任。第5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概況表列出的29次全體會議、3次聯席與2場公聽會，案由均沒有《反滲透法》。這是表列案由的查核，不等於已窮盡兩個委員會全年會議。司法概況表[62] 院版也不是排案的必要條件：5月7日選罷法、7月30日《原住民身分法》等，列出的全是委員或黨團案，議程照樣安排逐條。5月7日[63]、7月30日[64] 這證明沒有院版也能排案，沒有證明拖延動機。輪值召委李柏毅、廖先翔應說明時程；行政院應提出自己承諾的方案。預算與其他議案競爭時間，是真實限制，仍需要說明取捨；法律把議程決定權交給輪值召委。排案規則第4條之1[65]
總統賴清德2025年11月宣布受害者通報與保護機制，卓榮泰2026年7月宣布院層級協處平台；警政署說會對列出的潛在受害者聯繫、依風險維護安全。總統府[66]、行政院[67]、警方說明[68] 黃逸豪說起初以為一般車禍；陸委會則說專案人員看到貼文後展開調查。本人說法[69]、陸委會[11]
陸委會11月報告另稱4月1日已成立跨機關溝通平台；兩種平台名稱與日期的關係仍待釐清，不能把7月直接當成全部協處工作的起點。陸委會第3頁[42]
陸委會報告說，執法人員從假車禍案主動挖掘境外指使；報告描述的是破案，沒有交代何時發現、何時開始保護。陸委會第4頁[42] 平台、警政署應交代去識別的時間序，才足以檢驗保護是否趕在傷害以前。
為保障人身安全，卓榮泰10月22日要求檢警調掌握可疑境外人士及與其接觸的本國人士、組織的動向；同段專案保護點名九合一候選人及相關人士。行政院第4026次院會[70] 接觸本身不等於協力犯罪，香港人的身分也不等於危險。政府要能提早保護，也須說明何種風險足以啟動、資料保留多久、誤列如何救濟，不能讓保護自由的辦法另造一層恐懼。
很可能： 四案的有償分工讓境外威嚇接上受僱者的執行能力；出資目的與各被告知情須分開證明。（圖1、圖2）[1][3][4][5][7][28][31][37][52][58][61][63][65]
確定： 中國黨政機關應對自己公開的刑事規範、點名與立案負責；這與台灣各案的上游歸因是兩筆責任。（圖4）
確定： 院版不是安排逐條審查的必要條件。行政院須履行提出方案的承諾，召委須交代排審取捨；不能互相等待來替代說明。（見1月公報與5月7日議程）
暫定結論： 委託者與執行者各依證據負責，行政院平台、警政署則須讓保護早於歸因完成。若院版改掉來源門檻、審判證明K符合定義，或否定關鍵分工鏈，我們會相應改判。
這項指示可能讓下一個人在被跟監時就被接住，也可能讓和流亡港人往來的台灣人被掌握動向；線不畫，代價落在被誤列的人身上，線畫得太窄，代價落在下一個被撞的人身上。
不以境外來源為門檻，保護能更直接對準持續監視和威脅，但範圍擴大會碰到合法採訪與蒐證；要求明確的意圖和危害可以減少濫用，卻可能讓還在形成的威脅難以介入。
居民有權要求住家安全，不該獨自承受威脅；但要求被攻擊的人離開，等於讓施暴者決定誰能留下，代價又交給了沒有施暴的人。
本報導只使用搜尋得到的公開證據與資訊，沒有聯絡任何人或申請資料。下列缺口可能改變判斷：
威脅規模與趨勢： 官方數字的範圍不一致；圖2不是全集。行政院平台與陸委會若公開同一定義、去識別的分類及逐年統計，才可能回答暴力占比與趨勢。
境外源頭： 重慶、廣州、廈門公安的原始公告未直接取得。K、卡米地案指使者、保護傘金主的身分與跨案通訊、金流都沒有公開，不能連成同一金主或逐案下令。
司法原件： 黃案與卡米地案起訴書、保護傘、何韻詩、林榮基、恥辱柱裁判全文未取得，依新聞稿或報導；未提境外，不等於法院已排除。何案另有調查局行政歸因（圖2），但相應命令、通訊、金流未公開；若裁判證明或排除這項歸因，案例比較須改。林榮基案二審後是否定讞未核。若法院認定K屬滲透來源，論點後半要改。被告仍受無罪推定。
被盯上的人： 對象分析只及圖2案例、公開名單與沈案，不能推廣為全體受害者。國台辦部分名單原文帶「等」字，不是封閉清單；廣州、廈門懸賞名單僅經圖片文字辨識比對，原圖未核。寒蟬效應沒有可比資料。Threads等平台未找到明說因此不敢看演出或不敢講政治題材的可核對原貼。
法律與程序： 比較限於已核現行法、特定草案與表列議程，不代表所有版本或全年會議。院版《反滲透法》全文仍未取得；若改寫來源定義或另立不問來源的罪，判斷要改。內政第5會期概況表已補核，23次全體會議案由未列《反滲透法》；5月7日部分選罷法案審查完竣、須交黨團協商，7月30日法案另定期續審。內政概況表第6、14頁[71] 這些表列結果不能證明逐條討論情形或召委動機，9月及第6會期也仍未完整。正式通知將11月4、5日列為兩天一次會，跨境鎮壓專題報告排11月5日；本版採用已取得正文的機關書面報告，會後正式紀錄仍待核，不能當成當日詢答或決議。正式議程[72] 黃捷所稱版本若有專門要件，缺口範圍要改。
保護與比較： 兩個平台的設置與承接關係、黃案提報、列管及開始保護的日期、平台受理規範、徵信業掃蕩分項仍缺，可能改變防範是否及時的判斷。外國案例多未讀裁判全文；鄭從應案已核官方裁定第18、35–40、52–53頁，裁定沒有解釋陪審團對代理人罪判無罪的理由。
檢方指控的黃逸豪、卡米地、保護傘、矢板四案，都是境外出資或境外僱人、在地分工動手；動手的人已被起訴、判刑或通緝，境外下單的人沒有到案。中國官方具名的點名、22條意見、懸賞和立案，由中國機關自己負責；各案背後是誰指使，還要靠通訊、金流和法院認定。《反滲透法》要求證明境外來源和政治組織有關，《跟騷法》要求跟蹤與性或性別有關，所以從跟監開始到動手之前，保護仍有空檔。這一版（2026-11-06）把調查局對何韻詩案的境外歸因，和法院判十名被告無罪、部分罪名要件沒有證明的部分分開列出，並補上11月4、5日政府報告的數字和平台說法。
國台辦沒有提出可以檢驗的事實；臺中地檢署起訴摘要指控有香港幫派成員受僱來台、「上面」願付港幣十萬元。至於點名、懸賞、立案這些具名措施，是中國機關自己公開、要自己負責的。
新北檢新聞稿的犯罪事實段只寫「大陸地區人士」，求刑段卻寫中共指揮，中間沒有公開證據；這一層要由新北檢在審判中證明。
5月7日、7月30日的議程只列委員或黨團的版本，照樣逐條審查；行政院要交出自己承諾的條文，輪值召委李柏毅、廖先翔要交代排審取捨。
各機關的數字口徑不一，也沒有逐年分類；行政院平台和陸委會沒有公開同一口徑的統計。
法院怎麼認定K的身分和分工鏈，決定境外歸因能不能成立、法律門檻接不接得上。
看來源門檻有沒有改寫，受託跟監和轉託的中間人有沒有被涵蓋。
沒有行政院版本也能排審，召委要交代怎麼取捨。
有了才能檢驗「升溫」的說法。
看詢答中有沒有交代保護日期和平台怎麼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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